经济评论﹕投资膨胀是中国过渡经济的一个绝症--胡少江


200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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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周举行的“2005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对中国经济中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现象表示了高度的担心,他称这一现象为当前中国经济“不健康、不稳定因素的集中表现。”

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控制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核心环节。但是在这一政策大张旗鼓地实行了一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现象却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二零零四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约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大大高于消费和国民收入的总体增长速度。

投资膨胀不仅表现在总体速度上的居高不下,在结构上也表现为向第二产业的不合理倾斜。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超出整个固定则产投资增长速度的百分之五十。即使是在国家明确列为重点调控行业的房地产业,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也仍然大大高于总体水平。这不仅使得人们质疑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有效性,同时也使得本来就不合理的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其扭曲动力机制和管理不善的国有信贷系统。中国的经济结构具有半市场化的特点。在许多最终生产品实现了市场化的同时。处于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系统并没有市场化。中国的银行系统仍然是高度国家垄断的。这种垄断不仅表现为主要银行产权的国家所有,而且还表现为银行在决定利率和经营方式方面缺乏自主性和灵活性。

这样一来,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组合,那就是行为扭曲僵硬的国有银行和善于在市场上寻求利益的银行客户。在这个组合中,银行无疑会沦为输家。这是因为银行管理层缺乏按照市场要求调整和控制信贷的动力,他们还往往与客户一起,利用扩大信贷的方式为个人权利寻租。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信贷的过度扩张和银行坏账的层出不穷。伴随著这个过程,固定资产投资也就像一匹信马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

各级政府部门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也是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表面上看起来,中央政府是下了决心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但是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是下了决心要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人们常常将此归结为地方领导人寻求政绩的结果。但是为什么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如此热心地以这种方式来寻求政绩呢?其实这背后有公、私两个方面的原因。于公而言,地方政府需要财政收入,需要扩大就业。而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简单的方式,莫过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于私而言,每一个工程项目背后,都隐含著项目主管部门和主管官员们的巨额回扣,这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正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地方官员们对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性有增无减。

在这场控制与反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搏奕中,一个或数个中央部门要面对无数个有著千差万别的理由的地方政府,更何况中央的官员们只是办理例行公事,而地方官员则是利益悠关。谁输谁赢,在搏奕还没有开始以前就一目了然。当然,在中央集权的中国,中央政府可以霸王硬上弓,也就是通过行政手段一刀切的方式强行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但是没有地方诸侯的配合,中央政府的一刀切断不能长久。这就是为什么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且胜利的一方通常是地方政府的原因。

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很容易发生,但是也相对容易通过行政的方式来制止。在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制度下,这一现象则更容易发生,而且也更难制止。这是因为,政府行政手段的有效性遭遇到了市场力量的限制,同时市场经济的利益诱惑也使得政府官员们的个人利益卷入其中。解决这个绝症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更迅速的市场化,更彻底地断绝政府对经济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和银行贷款行为的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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