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年，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恐怕是所謂胡溫新政中中最值得一提的政績了。根據中國官方的報道:“前三季度，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百分之十一點四，增長幅度比上年同期提高七點六個百分點。綜合分析，預計全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有望突破年初預定的百分之五的目標，是一九九七年以來增長幅度最高的一年。”
與前兩界政府相比，這屆政府也的確在農村問題上下了更多的力氣。中央政府在年初專門下發了一號文件表示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和解決這個問題的決心。隨後，又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農業和糧食生產的政策，其中包括國家稻谷最低收購價政策，引導糧食價格合理回升；減免農業稅和取消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實行直接補貼等政策增加農民的轉移性收入等。客觀地說，這屆政府在農業問題上是有成績的。也正是由於這一點，中國正在前幾天在此召開了農村工作會議，希望各級政府再接再勵，是中國的農業在明年更上層樓。
但是﹐如果中國政府以為可以通過這些幫助農業增產的措施來解決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它就大錯特錯了。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去年農業生產取得的成就，固然與中央政府的一系列鼓勵糧食生產的農村政策有關。其實它只是一種恢復性的增長，而恢復性的增長則很容易會失去其強勁的勢頭。正如中國政府在其官方文件中所承認的，自從一九九七年以來，中國農民的收入一直徘徊不前。如果剔除通貨膨脹因素，農民的實際收入上是下降的。這種狀況與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高速增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實際上意味著本來就很嚴重的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由於這種情況，中國農村中的各種矛盾越來越突出，解決農村問題成了維持社會穩定，維護中共執政黨地位的一個突出問題。新一屆政府利用全黨的這種擔心，成功了實現了財政支出向農業的傾斜，因此，一時緩解了這個矛盾。問題是，中國社會矛盾叢生，在教育、醫療保健、養老保險等各個社會政策方面欠帳很多，所以很難長期保持財政支出對農業的傾斜。它必須找到一種使農業能夠持續發展的方法，否則，一時被緩解的矛盾過了一個階段後又會重新緊張起來。
同時，農村問題的一個症結是龐大的隱形失業人口，農業增產本身並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人民日報日前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國農村目前有大約一億五千萬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出去。根據國內外學者們的估計，實際剩余勞力大大高於這個數字。不僅如此，今後二十年內，中國農村淨增的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每年將有六百萬。因此，中國農村人口貧困問題的根本解決有賴於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可是，這種轉移面臨著嚴重的障礙。這種障礙不僅僅是由於各級城市政府對農村人口進入的制約。更重要的是，業已存在的大量城市失業人口本身將會由於農村剩余人口的進入日益嚴重。截至目前，中國政府還沒有就這一問題找到合理的解決方案。
此外，中國農村基層幹部隊伍的腐敗和強暴是中國農村矛盾日益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這種狀況的形成與現存的中國政治體制不無關聯。一方面，中國政府需要通過對基層官員種種惡行一定程度上的縱容來換取他們對現存制度的忠誠。另一方面，為了維持整個制度的穩定，當基層官員的惡行激起公憤時，中央政府又不得不出面予以糾正以平民憤。其實，解決基層腐敗的唯一有效方法是建立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但這卻是中國執政黨的一個大忌。到目前為止，胡溫新政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半點鬆動。因此，恐怕也很難指望這屆政府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村的深層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