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評論﹕西方社會的犬儒傾向和默克爾訪華


2007-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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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當局在國內用經濟誘惑和政治高壓,堵住了一些社會良知的嘴,在國際上用經濟利益交換,繳了一些西方國家領袖的械。犬儒化的傾向,在大陸境內盛行,在國際上也悄然彌漫。筆者因此問自己,在中國強大的經濟攻勢下,如果連堅守人權、自由和民主的西方社會,也犬儒化了,那麼這個世界還有希望嗎?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近日訪華告訴我,這個世界還是很有希望。

最近幾年,一些主張人權、自由與民主的西方國家,出于經濟和貿易利益的考慮,對他國的人權、自由與民主置若罔聞,反映冷淡,甚至回避,表現出犬儒化的傾向。他們在同中國打交道時,通常有這樣幾個盤算:第一,對中國領導人談人權、自由與民主,他們會不會聽得進去呢?如果他們聽不進去,說了也白說,還不如不說。第二,中國領導人好面子,對著東道主,哪壺水不開專提哪一壺,是不是太不給人家面子了?與其公開譴責,不如私下規勸。第三,和中國談人權會不會妨礙經濟?如果會損害本國的貿易和商業關系,不如專心與中國發展經濟關系,以商促變。

在這些盤算中,最要害的是第三點,以商促變。本來以經濟發展促進政治進步,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中國近三十年的發展,挑戰了這個真理。中國的例子顯示,它的經濟增長速度越快,政治緊縮幅度就越大。指望中國的經濟增長自動促進政治變革,變得越來越不現實。此外,中國內部的犬儒傾向也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保持外部的壓力,特別是民主國家保持對中國政治變革的壓力,對督促中國政治進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可是一些歐洲國家的領袖,為了本國的經濟利益,對中共紛紛軟化自己的人權立場,降低自己的道德堅守。前法國總統希拉克和前德國總統施羅德就是兩個比較犬儒的例子。特別是默克爾的前任施羅德,他以穩健著稱,在中國表現得也很穩健,不刺激中共,不談人權,甚至還在關鍵問題上投其所好。他在任時,曾要求歐盟對這個至今還在鎮壓自己人民的專制政權取消武器禁運。

默克爾卻反其道而行之。她在北京大聲地向中共三巨頭提出他們最不想聽的人權、新聞自由和環境汙染問題,公開地會見李大同等主張新聞自由的記者和維護農民權利的陳桂棣、吳春桃夫婦。她還毫不客氣地告訴中共,國際社會要在北京奧運召開之際,在人權和自由問題上對中國提高警惕。

如果考慮到默克爾面臨的國內產業界的壓力,她對人權立場和新聞自由的堅守,才更加令人激賞。同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德國有一種特殊的擔憂,那就是,在中國雄心勃勃的經濟趕超計劃中,德國是下一個趕超目標。對德國產業界來說,與中共談人權,會不會使德國喪失中國的大訂單,進而喪失競爭優勢,是一個極為現實的考慮。然而,正如一家德國媒體所說,“默克爾沒有把生意放在良知之前”。

默克爾在人權問題上之所以理直氣壯,是有曆史緣由的。1970年,剛剛上任的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在全世界的注視下,當眾下跪,向在二戰中被德國納粹迫害、屠殺的數百萬猶太人道歉。自那以後,一個脫胎換骨的德國,擺脫了政治包袱,在經濟增長的快車道上突飛猛進,從此躍入世界大國的前列。

中共要想使中國成為真正的世界級大國和強國,必須首先學會尊重人權,學會脫胎換骨。這應當就是默克爾訪華要向中共領導人傳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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