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杯”足球决赛的中日之战，中国队以一比三落败所引发的社会风潮，近日来进一步演变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事件。情绪失控的北京球迷烧旗、砸车、打记者，包围运动员下榻的旅馆，从民间到媒体、网络上一片反日仇日的叫嚣声。日本政府则从首相到议员都出来抗议中方的“政治介入体育”，甚至为此质疑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的能力。中国政府虽然出动了镇暴警察平息骚乱，并在官方媒体上一再呼吁民众冷静，但此一事件引发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显然还在蔓延，由此引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
“输球也输了风度。”这是近日中外媒体上评论此事件时常用的字眼。笔者在此不想纠缠于日本队获胜是否不公、是否有“上帝之手”作崇之类的细节问题。事实上，从比赛尚未正式幵始，北京球迷就举著、穿著“抵制日货”之类的标语进场，在奏日本国歌时起哄嘘场了，这在国际比赛中不但是极不文明礼貌的行为，甚至也是近年来鲜少在国际运动比赛场合出现的现象。
北京媒体近日以“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战争遗留问题”为此类行为合理化，如果以此理由，历史上发生过战争并造成百姓祸害的国家所在多有，不说欧洲的德法、英法、苏俄、东欧之间的战事纠葛与历史积怨，现、当代历史上的德国与英美盟国、德国与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美国与伊朗、伊拉克等等，是不是因为有“现实与历史的恩怨”，民众就可以借体育竞技比赛来泄愤呢？如此一来，“奥运精神”何在？体育竞技的最本质的意义，就完全被扭曲、践踏了！
什么是“奥运精神”？什么是体育竞技的本质意义？那就是，以和平的竞技替代暴力的竞争，以超越国家、政治、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人类体能的和平竞赛，取代狭隘、单一的暴力法则、权力法则与种族偏见造成的人类纷争。今天政治学上通用的“建立公平的游戏规则”一语，正是从体育竞技中来的﹔这种超越国家、政治的和平竞争精神，也正是联合国宪章中提到的“人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的基础和起点。如果中国大陆的媒体、球迷和广大民众不能体认这一点，不能改变一切以民族主义为准绳的“政治介入体育”的积习，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否成功举办，确实就是一个值得打上问号的问题，从现在幵始，就应该对这一问题加以特别的反省和关注。
事实上，这是民族主义思潮泛化之后的一个恶果。自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官方宣传机构把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作为共产主义已实行崩垮后的替代物，民间知识界借各种“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文化研究理论等等质疑“民主”、“自由”的“西方价值”，民族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于是更在“知识学理”的包装下大兴。反西方、反美国、强调 “东方价值”、“中国国情特殊论”、“生存权就是人权或者大于人权论”等等，一时之间成为朝野之间、官方宣传机构与民间知识界之间联手操作、共同鼓吹的共同话题。
今天一般出生在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也就是今天各种体育竞技场上的观众球迷的主体，整个成长过程始终就浸淫在这样的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的高调氛围之中。《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的中国》之类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煽情之作，就构成了他们精神资源的重要内容。如今只要到网上的论坛阵地浏览一圈，你会注意到，任何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的理性的、思考的、批判的声音，很快就会被一片“汉奸”、“卖国贼”的叫嚣所淹没。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自四九年前国民党时代就大行其道的“党国论”──即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演化出来的“爱国就是爱党，爱党就是爱领袖”论，“政党等于国家、国家等于人民”论，竟然成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中国大陆主流意识形态，在香港、台湾、西藏问题上，朝野之间基本就在这样一种“党国论”的基础上，推进各种极端的、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舆论和政策。
民族主义作为建基于地域和血缘的人类情感，确实是具有著天然的合理性的。但是，对于今天日渐“全球化”、“地球村”的世界，它只有规限在理性的人性情感范畴，才是合理的和有益的，一旦越出理性的限制而让地域情感和血缘情绪泛滥，它对于任何国家和社会的作用，都一定是负面的。远到希特勒纳粹时代反犹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含义，就是“党国论”），近到今天“恐怖主义”大行其道的各种“原教旨主义”，建基于血缘、地域和种族、宗教的狭隘民族主义，都是其中的恶根。
搁笔的此时，2004年雅典奥运会正在拉幵帷幕﹔2008年北京奥运会遥遥在望。中国的运动员和中国的观众、球迷，能不能共同为中国人争光──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创造全新的美好形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泛政治化的民族主义狂涛的反省和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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