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盃”足球決賽的中日之戰，中國隊以一比三落敗所引發的社會風潮，近日來進一步演變為中、日兩國之間的外交事件。情緒失控的北京球迷燒旗、砸車、打記者，包圍運動員下榻的旅館，從民間到媒体、網絡上一片反日仇日的叫囂聲。日本政府則從首相到議員都出來抗議中方的“政治介入体育”，甚至為此質疑北京舉辦2008年奧運的能力。中國政府雖然出動了鎮暴警察平息騷亂，并在官方媒体上一再呼吁民眾冷靜，但此一事件引發的激進民族主義情緒顯然還在蔓延，由此引出了許多發人深思的問題。
“輸球也輸了風度。”這是近日中外媒体上評論此事件時常用的字眼。筆者在此不想糾纏于日本隊獲胜是否不公、是否有“上帝之手”作崇之類的細節問題。事實上，從比賽尚未正式幵始，北京球迷就舉著、穿著“抵制日貨”之類的標語進場，在奏日本國歌時起哄噓場了，這在國際比賽中不但是极不文明禮貌的行為，甚至也是近年來鮮少在國際運動比賽場合出現的現象。
北京媒体近日以“中日兩國的歷史恩怨、戰爭遺留問題”為此類行為合理化，如果以此理由，歷史上發生過戰爭并造成百姓禍害的國家所在多有，不說歐洲的德法、英法、蘇俄、東歐之間的戰事糾葛与歷史積怨，現、當代歷史上的德國与英美盟國、德國与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拉伯國家，美國与伊朗、伊拉克等等，是不是因為有“現實与歷史的恩怨”，民眾就可以借体育競技比賽來泄憤呢？如此一來，“奧運精神”何在？体育競技的最本質的意義，就完全被扭曲、踐踏了！
什么是“奧運精神”？什么是体育競技的本質意義？那就是，以和平的競技替代暴力的競爭，以超越國家、政治、种族、宗教和意識形態的人類体能的和平競賽，取代狹隘、單一的暴力法則、權力法則与种族偏見造成的人類紛爭。今天政治學上通用的“建立公平的游戲規則”一語，正是從体育競技中來的﹔這种超越國家、政治的和平競爭精神，也正是聯合國憲章中提到的“人類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的基礎和起點。如果中國大陸的媒体、球迷和廣大民眾不能体認這一點，不能改變一切以民族主義為准繩的“政治介入体育”的積習，2008年北京奧運會能否成功舉辦，确實就是一個值得打上問號的問題，從現在幵始，就應該對這一問題加以特別的反省和關注。
事實上，這是民族主義思潮泛化之后的一個惡果。自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官方宣傳机构把愛國主義与民族主義作為共產主義已實行崩垮后的替代物，民間知識界借各种“后學”──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批評、文化研究理論等等質疑“民主”、“自由”的“西方价值”，民族主義与价值相對主義于是更在“知識學理”的包裝下大興。反西方、反美國、強調 “東方价值”、“中國國情特殊論”、“生存權就是人權或者大于人權論”等等，一時之間成為朝野之間、官方宣傳机构与民間知識界之間聯手操作、共同鼓吹的共同話題。
今天一般出生在七、八十年代的年輕人──也就是今天各种体育競技場上的觀眾球迷的主体，整個成長過程始終就浸淫在這樣的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的高調氛圍之中。《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的中國》之類鼓吹极端民族主義的煽情之作，就构成了他們精神資源的重要內容。如今衹要到網上的論壇陣地瀏覽一圈，你會注意到，任何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現實的理性的、思考的、批判的聲音，很快就會被一片“漢奸”、“賣國賊”的叫囂所淹沒。從狹隘民族主義出發，自四九年前國民党時代就大行其道的“党國論”──即從“一個國家、一個政党、一個領袖”演化出來的“愛國就是愛党，愛党就是愛領袖”論，“政党等于國家、國家等于人民”論，竟然成為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的中國大陸主流意識形態，在香港、台灣、西藏問題上，朝野之間基本就在這樣一种“党國論”的基礎上，推進各种极端的、對歷史不負責任的輿論和政策。
民族主義作為建基于地域和血緣的人類情感，确實是具有著天然的合理性的。但是，對于今天日漸“全球化”、“地球村”的世界，它衹有規限在理性的人性情感範疇，才是合理的和有益的，一旦越出理性的限制而讓地域情感和血緣情緒泛濫，它對于任何國家和社會的作用，都一定是負面的。遠到希特勒納粹時代反猶主義（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另一种含義，就是“党國論”），近到今天“恐怖主義”大行其道的各种“原教旨主義”，建基于血緣、地域和种族、宗教的狹隘民族主義，都是其中的惡根。
擱筆的此時，2004年雅典奧運會正在拉幵帷幕﹔2008年北京奧運會遙遙在望。中國的運動員和中國的觀眾、球迷，能不能共同為中國人爭光──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創造全新的美好形象，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許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泛政治化的民族主義狂濤的反省和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