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擺著這樣兩個報道──法新社羅馬消息：致力於取消死刑的知名國際人權組織“Hands off Cain”（一譯“莫殺該隱”）六月二十四日宣布：據可供統計的數字，2004年全球遭到處決的5476人中，絕大部分被處死者集中在中國。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中國大陸去年記錄在案的處決人數，超過了五千人。這份年度報告稱：事實上，死刑和壓迫通常密不可分，在今天，全世界58個維持死刑的國家中，就有44個是“獨裁、威權或不自由”的國家。
這樣，中國大陸自被國際新聞組織“無國界記者協會”宣布為“全世界囚禁記者最多的國家”以後，又一次被國際人權組織冠上了“全世界殺人最多的國家”的惡名。就在這則報道在國際媒體上引起矚目的同時，另幾則被查証的冤殺案，則在中國大陸媒體引起了持續的反響和討論：所謂“聶樹斌冤殺案”和“佘祥林含冤案”，一個發生在河北，一個發生在湖北，都有一個共同的情節──被中共司法部門認定被害死亡的“受害者”，在“死去”若幹年後突然現身，而被司法判決死刑的“殺人犯”，河北廣平的聶樹斌早在十年前就被處決；而被冤打成招的湖北沙洋的佘祥林，則因為被省高等法院復核認定“証據不足”而逃過一劫，不過，他已經因此被無辜關押11年。經歷了家破人亡慘劇的佘祥林出獄的一天，恰好是“四月一日愚人節”，報道說：十一年來，命運跟他開的這個玩笑，未免太殘酷了！
事實上，類似聶樹斌和佘祥林的冤案，在中國大陸實在是恆河沙數，數不勝數，只是這冰山的一小角，恰好成為“殺人大國”的最近新聞的最佳注腳罷了。──傳統上被稱為“禮義之邦”的華夏中國，今天竟被國際社會認定為“殺人大國”，歷史給中國人開的這個玩笑，也未免太殘酷了！ 關於一個國家廢止死刑的問題，涉及到一系列道德倫理哲學與社會法律文化的問題，要在今天的中國現實裡鼓吹實行，也許為時尚早。但簡單地說來，廢止死刑的觀念，來源於人類文明中相當普泛的倫理觀念：從人性邏輯的根本上說，只能以善去止惡，不可能以惡去止惡。惡惡相加，並不等於負負得正，不可能得出善的結果，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從老子開始的古哲先賢，都反對“以暴易暴”的原因。 民間俗語裡所謂“以暴易暴，冤冤相報”，所言明就是這樣源遠流長的以善止惡、正方能壓邪的朴素的道德倫理觀念。“死刑”制度，其實是一種意圖以“國家之惡”去遏制、阻嚇“個人之惡”的制度。這種制度之所以還可以在今天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國家存在，當然也有著他們各自合理化的道德倫理哲學前提。
比方，這個“國家之惡”，在道德上是要設定為代表“善”的；同時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任何“國家之惡”──暴力手段、非正常手段等等，是要受到很多限制的。所以，即使美國在多年前廢止死刑以後又重新恢復死刑的國策，受到了歐美國家許多人士的批評，多年來，按犯罪率比例，被判處死刑的美國人，其人數還是很有限的；並且具體死刑的執行，往往要比判決的時間大大延後，以避免可能的錯殺、誤殺，因為人的生命是不可能死而復生的。但是，在一個專制主義的國家所實行的死刑制度，就大不一樣了。 一般說來，死刑，是意圖以對死亡的恐懼來阻嚇犯罪。對恐懼手段的運用，在民主國家，只是法制管理中眾多手段的一環；而在專制主義國家，恐懼統治，卻是專制制度的基石和全部。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今天中國大陸會成為“殺人大國”，死刑的濫用，司法不公，冤假錯案層出不窮，會成為毒瘤一樣毒化著整個社會空氣的原因。用恐懼治國，這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特征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從毛澤東、鄧小平以來，包括江澤民、胡錦濤主張延續“穩定壓倒一切”路線政策的所有共產黨領導人，至今無法擺脫的“惡政”的思路，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取“霸道”而非“王道”的為政思路。
今天，要想摘除中國的“殺人大國”惡名，還中國人一個“禮儀之邦”的“國之真身”，當然，首先要改變“以恐懼治國”──即共產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也即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專制制度，這，也許還言之尚早；但是，中共領導人近期既然要大張旗鼓鼓吹建設“和諧社會”，當此國際社會關注“殺人大國”的問題之際，對中共歷年來實行的“嚴打”政策，重新加以法律的反省，可謂此其時也！所謂“嚴打”──“嚴厲打擊犯罪活動”的簡稱，是中共歷年來以搞運動的方式所經常採取的治安策略。
事實上，“嚴打”的核心內容──所謂對犯罪人員處理“從嚴、從重、從快”，對死刑判決的復核權從北京最高法院層層下放，是造成了各地大開殺戒、濫殺無辜，使得錯殺、冤死的人數年年遞增，令中國在處決、殺人數字上很不光彩地成為“世界之最”的根本原因。從符合法制常識的刑法角度，對犯罪的量刑必須有客觀標準，所謂“從嚴、從眾、從快”本身，就是缺乏法律依據的。所以，多年來中共實行的“嚴打”政策，是根本上是違法、違憲的。今天，對“嚴打”的司法質疑，必須最終落實到從此停止和根絕這種搞運動方式的“嚴打”國策上。這，也許可以視作為中國的“殺人大國”摘帽的關鍵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