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黃金周的天安門廣場上，豎起了一條大標語：“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據報道，這正是剛剛在北京結束的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的中心主題之一。所謂“科學發展觀”，據專家所言，即：走出“一切以GD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為重”的政策迷思，更強調社會公平與區域平衡發展，以縮小日益增大的貧富差距，建設可持續性發展的“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圍繞所謂“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觀察家認為，這是中國大陸處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的社會矛盾激化期，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出現嚴重的失衡，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的兩極分化日益明顯，各種多年累計的利益衝突和社會矛盾一觸即發，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中共領導層所作出的政策調整。其實，說得更直截了當，這一調整，就是要走出對鄧小平的“兩個凡是”，也就是說，走出對所謂“鄧小平理論”的迷思。
嚴格說來，作為政治領導人物，鄧小平並不以“理論”見長，也沒有什麼真正的“理論”可言。鄧小平所主導的中共改革開放，其核心“理論”，大體可以用這麼幾句話來概括：“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石頭論”：“摸著石頭過河”；“先富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還有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以及“不爭論”，等等。應該說，上述鄧小平思想，功利實用主義是其精神內核，對於中共改革開放的階段性過程，都曾經起到過有的是積極的、巨大的，有的是權宜的、損益相隨的作用。設若真要從理論上加以分析，所謂“鄧小平理論”，恰恰就是最缺乏理論所需要的邏輯自洽的，也就是說，鄧小平所強調的“四個堅持”基本原則，與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全是一團理論上的糊塗帳，所以，鄧小平要所有人閉嘴，“不爭論”。但是，惟其因為鄧小平思想中的實用性、功利性和權宜性的特徵，隨著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其侷限性甚至危害性，就一一顯露出來了。這裡且簡單舉出幾點，作粗略的分析。
比方，中共發展戰略中“一切以GDP增長為重”的長期政策偏斜，就是從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裡來的。其實，進入二十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有鑒於片面的“現代化”帶來的弊端，早就對罔顧社會公平和環境保護的所謂“一切為發展”的理論，提出了深刻的批評和反省。鄧小平在八、九十年代提出的“發展才是硬道理”恰恰落進了這個弊陋多端的巢臼裡，在民間實踐中又進而演變成“發財才是硬道理”。於是，“一切向錢看”的物質主義，“有權就有錢”的“錢權交易”，制度性、社會化的貪污腐敗，大行其道，愈演愈烈，嚴重毒化了整個社會空氣，造成社會道德倫理崩潰，生態環境急速惡化，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受到極大的損害。
又比方，與“發展才是硬道理”相關，受權力功利實用主義的驅使，所謂“穩定壓倒一切”，也是這麼一個帶著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色彩的“鄧小平理論”。“發展”作為“硬道理”尚有建設性可言，將一種社會控制手段變成壓倒一切的終極目標，其反人性、反民主、扼殺自由與人權的極權本質，就赤裸裸暴露出來了。本來，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基礎的廣大民眾的基本福祉，才應該是一個現代政黨“壓倒一切”的基本出發點，這就是“以人為本”之所以然也。
希特勒的納粹統治，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毛澤東的文革浩劫，波爾布特的種族滅絕——二十世紀人類最慘烈的各種負面經驗中，主事者無不以維持權力穩定，作為“壓倒一切”的終極目的。
一個現代社會的政黨，怎麼可以僅僅把“穩定”這樣的權宜目標，視作“壓倒一切”的神聖使命呢？希特勒的納粹統治，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毛澤東的文革浩劫，波爾布特的種族滅絕——二十世紀人類最慘烈的各種負面經驗中，主事者無不以維持權力穩定，作為“壓倒一切”的終極目的。
鄧小平所主導的中共改革開放，本來就是要走出這樣的專制極權陰影，怎麼反而在改革二十多年以後，又出於權力功利主義的目的，一頭再往死胡同裡鑽呢？由“穩定壓倒一切”多年形成的為政慣性，今天的中共各級領導人，好像除了用圍堵、鉗制、封殺的粗暴手段面對現代多元社會的問題以外，就喪失了任何以和平、理性方式去面對沖突、批評、異議和雜音的政治管理能力！
僅從以上簡略的分析，可見：鄧小平的哪些思想是具有階段性功用而今天必須加以修正的？（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發展才是硬道理”）；哪些思想則是從基本出發點上就是錯誤而今天仍在誤導著執政黨的？（如“六四”天安門屠殺、“穩定壓倒一切”，等等）——總之，如果不打破對於“鄧小平理論”的迷思，打破對於鄧小平的“兩個凡是”，實現第三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樹立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所強調的“科學發展觀”，這，已經成為擺在每一個愛中國、關心中國命運的共產黨人和有識之士面前的重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