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們介紹了越南國歌作詞者陳旦在中國了解了胡風向中共提意見書的情況﹐引起了他的共鳴。回國以後﹐陳旦和越南軍隊中的作家和藝術家們交換了意見﹐一致認為越南也需要這樣的行動。於是在1955年初﹐以陳旦為首的二十多個軍隊藝術向越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題為”文藝政策大綱”的意見書﹐提出三點要求﹕第一﹐把文藝的領導權還給藝術家﹔第二﹐廢除軍隊總政治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在軍隊內部建立獨立的文藝工作者的組織﹔第三﹐廢除對軍隊藝術家實行的軍隊紀律管理。這三條的核心是要向黨爭取創作自由。
二月份的一天﹐陳旦等二十多個藝術家面見越軍總政治部主任阮志清﹐遞交了他們的意見書。他們當時認為自己在反法民族獨立戰爭中作出很大貢獻﹐一向把黨看成自己的家﹐和阮志清的關係也十分融洽。但使他們大吃一驚的是﹐阮志清看到他們的意見書後勃然大怒﹐說它反映了”無法無天的資本主義思﹐”把這批藝術家大罵了一頓。
在陳旦帶領軍隊藝術家向黨提交意見書的同時﹐他還寫文章批評黨所欽定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代表作。1954年底﹐越南共產黨的一個主管文化工作的中央委員出版了一本詩集﹐印刷了兩萬本﹐在當時出版界這是一個天文數字。但這是一本十分平庸的歌頌社會主義和領導人的書﹐除了迎合黨的政治需要﹐沒有任何美學價值。但因為書的作者代表了越共中央﹐報刊上對它充滿了諂媚奉承。但也有一些大膽的作家在斯大林死後文藝解凍的氣氛下對它進行批評。陳旦就是最突出的一個﹐他說這本書犯了嚴重的個人崇拜和神化領導人的錯誤。”當時另外有一本受到越共欣賞的小說﹐說的是一個法國監獄裡的越南愛國者奮勇越獄的故事﹐用所謂大無畏的精神來教育讀者。陳旦認為這樣的情節根本是不可能的﹐這種所謂大無畏是要人們去作盲目的犧牲。他說﹕”對這樣的犧牲我連一滴眼淚都不會掉。”
就在這個時候﹐陳旦的個人生活也使他和越共的關係更為緊張。我們前面說到陳旦和其他軍隊藝術家都受軍紀的管轄﹐包括找異性朋友﹐也要受組織的審查和領導的批准。陳旦當時在和一個女人談戀愛﹐她是天主教徒﹐生長在法國殖民統治下的河內﹐靠出租住房為生﹐所有這些都說明這個女人屬于資產階級﹐所以組織上反對陳旦和這個女人來往。陳旦所在單位的政工幹部甚至為此向他下了命令。於是陳旦在1955年五月向上級提出退黨退役。當時軍隊內部另外還有一些人處于和陳旦類似的處境﹐陳旦退黨退役後﹐他們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就在這個時候﹐中國方面掀起反胡風運動的消息傳到了越南﹐越南方面便採取了相應的行動對付胡風式的人物。陳旦被關了三個月的禁閉。但在這期間陳旦不顧禁令堅持寫作並在外面發表題為”我們必勝”的異議作品。於是1956年初﹐陳旦被下放到農村參加土地改革﹐這實際上是變相勞改。但軍隊方面還覺得不夠﹐於是作為對他的進一步懲罰﹐在1956年二月﹐陳旦被正式逮捕。在逮捕他的時候﹐一些幹部說﹕”中國有一個胡風﹐我們這裡可能也有一個胡風式的人物。”
在監獄裡﹐陳旦曾經割破自己的手腕﹐企圖以死來向越共抗爭﹐但被發現後搶救過來。
到了四月份﹐他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當時蘇聯副總理米高楊來到越南﹐傳達蘇共二十大反個人崇拜的精神﹐要越共採取相應的寬松措施。在中國方面﹐雖然胡風案件並沒有平反﹐但周恩來在年初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中強調了對知識分子的溫和政策。很多越南知識分子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發出自己的聲音﹐為陳旦鳴不平﹐因此越共被迫改變對陳旦的處理﹐將他釋放出獄。
陳旦在1954年和55年向越共的挑戰﹐是斯大林死後整個共產主義世界中具有獨立性的知識分子起來向體制挑戰的一部分。他的行動為1956年下半年越南知識分子發起的自由化運動起了先導的作用。(本文中的人名是根據英文翻譯的﹐請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