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順妍是澳州國立大學的教授(今年剛剛退休)，她是出生于澳州的第二代移民，她的父親來自廣東中山。陳一直研究中國思想史，是詩人楊煉的朋友。她此前只翻譯過中國古典和現代詩歌。1990年，她在巴黎由楊煉介紹初次認識高行健，這時《靈山》完成不久，在台灣出書才三個月，陳順妍便先睹為快，她覺得《靈山》象一首長詩，即和高行健談妥了英文翻譯權。陳在大學里教務繁重，直至1998年才翻譯完畢，今年五月在澳州出版。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靈山》英譯本一紙風行，陳的优美流暢的譯筆也備受稱贊。 陳順妍本月應邀出席高行健的諾貝爾頒獎典禮，《九鼎茶居》主持人在斯德哥爾摩專門采訪了陳教授。陳談到了《靈山》的翻譯過程，研究思想史的她也表示了對魯迅在二十年代末決定封筆不再寫小說的遺憾，她說高行健一輩子致力于文學，甘于清貧，這是一种殉道精神。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魯迅，是強調個人价值的，他憎厭"合群的自大"，辛辣地批判傳統儒家思想里的"集体"觀念。在魯迅文集《墳》中，他論及西方所以先進，在于是"個人國家"，即以個人為主体，魯迅提到了德國法國的思想家和北歐最偉大的戲劇家易卜生，《娜拉》(又譯《傀儡之家》)一劇，就是個人价值至上的形象寫照。二十世紀之初，魯迅對西方立國思想和至尊价值有如此明确的認識，實屬難能可貴。其實魯迅對自己筆下的阿Q、華老栓、祥林嫂、閏土等人物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不正是痛惜個体的弱化和淪亡嗎？然而，這是前期的魯迅。后期的魯迅按下"個人"不表，開始強調"大眾"。這當然無損魯迅的偉大，不過我們再也看不到他的小說了，這是极大的憾事。魯迅顯然認為，慢條斯理地寫小說，已不能振聾發聵地喚醒民眾，他選擇了另一路徑，并在最后的跋涉中完成了他自己。 中國知識分子有的認同前期的魯迅，有的將后期的魯迅奉為圭臬，在文學領域這种分野尤為明顯。一般而論，強調個人的作家，不會很喜歡強調大眾的作品，但未至于党同伐异，對人家橫挑鼻子豎挑眼，否則什么叫"個人主義"？而強調大眾的一方，當然也不喜歡個人至上的作品，而且通常會對自己陣營之外的作家發出慷慨激昂的號召和咄咄逼人的道德批評。當然，這一价值判斷到了共產党手里便更為糟糕，它變成了冰炭不相容、漢賊不兩立的精神斧鉞，毫不容情地揮向异已者的靈魂和肉体。不消說，在中共"監制"的文學史里，根本容不下張愛玲的名字。而張愛玲的時代，正是山河破碎、人民顛沛流离的悲情時代，未知張愛玲的作品在"大眾"學派的道德天平上有何分量？ 高行健走的路，亦系漫長而孤獨的跋涉，到今日，他終于完成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