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下半期，美國和西方的校園和知識分子圈子里出現了一個叫做新左派的政治和文化運動，這個運動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也和反戰以及黑人的民權要求結合在一起。在這個運動的影響下，美國的大學生掀起了造反熱潮，他們沖擊教學，圍攻教授，甚至占領校園，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一切權威和現存社會的所有方面。在這個聲勢浩大的造反運動和咄咄逼人的學生面前，很多教授不得不隱藏起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觀點，大學的正常教學秩序無法維持，更嚴重的是美國大學中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傳統面臨著造反學生語言和行為暴力的威脅。這种局面當然引起了胡克的憂慮，特別是看到加州伯克利大學的造反學生掀起了名一場運動，名為"自由言論"，實際上是只讓學生享有暢所欲言的權利。為了捍衛自由，胡克又一次站了出來，聯絡了一些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個"理性選擇中心"。當時"言論自由"這個詞在造反學生的濫用下已經淪為言論獨霸的代名詞，因此胡克他們不得不用另外一個詞來捍衛真正的言論自由。這個組織的宣言就當時校園的狀況提出了几個必須堅持的原則：第一，在一個自由的大學中所有問題都必須用探討和爭論來解決，而不能使用威脅和暴力；第二，教什麼和怎麼教是教師的自由，任何剝奪這种自由的企圖，例如打斷教學，故意發出噪音，或者在校園內外騷扰教師，都是對學術自由的侵犯；第三，教師通過自己的代表對大學的重要問題達成共識并參與管理也是不可剝奪的自由。針對當時非理性和大眾暴力泛濫的局面，胡克強調用理性來對抗极端主義和對民主程序的侵犯。胡克的仗義執言引起了新左派的憤怒。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教授喬姆斯基就是其中的一個。喬姆斯基以反政府和反体制而著名，他曾經說美國已經成了一個法西斯國家，必須來一場"非納粹化"，1970年在訪問越南時他說這個共產黨國家是正義和自由的榜樣。在他的筆下，胡克對校園秩序和學術自由的維護成了"邪惡而危險"的陰謀，最終將導向對學生的壓迫。胡克對新左派的態度使他在海外也成了很多极端分子的眼中釘。1971年他訪問澳大利亞，在悉尼大學發表演講。胡克對左派激進學生用各种噪音和怪异行為騷扰演講早就有所准備，然而他卻沒有想到，當他逐一回答那些帶有挑舋性的問題時，大廳後排一個學生忽然站了起來，拔出手槍朝他開了一槍，然後傳過整個大廳跑了出去。子彈沒有擊中胡克。使胡克大為震惊的還不僅僅是這种囂張的暴力行為，而是當時沒有任何人攔截那個開槍後逃跑的學生，悉尼大學當局事後也沒有懲處他。當胡克繼續他的澳大利亞之旅時，他把這件事告訴其它大學中的左派教授，誰知這些教授并不認為這起事件有什麼大不了，真正重要的是--他們告訴胡克--他對待這件事缺乏幽默感。當時新左派重量級人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馬爾庫塞和胡克是思想界的死對頭，有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构出重金想安排一場他們兩個人的辯論，但都被馬爾庫塞拒絕了。1965年，當馬爾庫塞有一次作演講時，胡克在場并向他提出了問題，引起了一場非正式的辯論。馬爾庫塞演講的主題是新左派的老調子：美國工人的中產階級化和新的异化，意思是說美國工人階級被資產階級的物質生活所收買，接受了資產階級的价值觀，所以不想革命了。胡克向他提出的問題是他是不是承認美國社會近年來多少有一點進步，特別是在确保黑人選舉權的法案通過後。馬爾庫塞的回答是：黑人的選舉權得到保障絲毫沒有什麼意義，因為黑人已經接受了白人中產階級的資本主義价值觀并按照白人的意向去投票了。胡克于是接著問到：那麼那一种情況你認為是可取的：是黑人沒有選舉權，還是他們有選舉權，但選錯了對象？馬爾庫塞竟然說：如果他們錯誤地運用了選舉自由，我當然不希望他們有這种自由。胡克後來不無諷刺地說：這大概就是馬爾庫塞的追隨者中很少有黑人學生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