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被譽為世界工廠，勞工供不應求，勞工待遇理應逐年改善。但現實是，勞工權益受到殘踏的案件比比皆是。單是二零零五年，上街抗議的工人超過一百六十萬，有調查亦顯示，四分三民工曾經拿不到工資，難怪近十年來，內地工人的抗爭行動此起彼落，不絕如縷。
李靜君的英文新著－“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y Ching Kwan Lee”（《犯法：中國舊工業區和新工業區的勞工抗爭》）正是要大家正視和諧社會不能不面對的勞工權益問題。作者以遼寧及廣東兩地為例，剖析中國由社會主義企業轉型走向資本主義生產期間，不同地區勞工所遇到的難題、問題的根源和抗爭的手法。
作者認為，遼寧和廣東兩地勞工的抗爭手法不同，是由於企業性質和勞工背景不同所致。遼寧地處東北，是傳統國營企業的重鎮，由於經營不善，加上官員舞弊，令不少企業瀕臨破產邊緣，財政水深火熱，員工薪津不保。下崗者薪金被拖欠，失業救濟缺款，加上社會保障不足，令他們朝不保夕，而在職者隨\x{7740}制度變革，薪俸福利待遇下降，遇上官吏腐敗，中飽私囊，連應有的人工亦消失於無形。這批資深工人長年生活於社會主義體制，由搖籃到墳墓，都得到國家照顧，在新制度下自然是失落者。他們的不滿豈只是經濟損失，更有被出賣遺棄的感覺。新制度的無情無義令他們滿懷憤恨，只有走上街頭。
如果說遼寧工人的抗爭充滿絕望，廣州的勞工行動則綱目清晰，是反歧視、反剝削的抗爭。根據作者的分析，不少行業的員工，有七至八成來自其他省份。他們從不寄望得到社會主義的福利照顧，卻不能忍受僱主無法無天的對待，剋扣工資、不付保險供款以至工作條件差劣，可謂無日無之。他們不是要求福利，而是反對僱主剝削和政府歧視。不過，不少外地民工都會首先訴諸法律途徑討回公道，他們要求官方調停，或者入\x{7980}法院，討回公道，以至要求國家保護其權益。直至這些方法都於事無補，他們才會訴諸社會行動。
作者認為兩地抗爭的要求和手法都不同，但有三點共通之處。一是他們都訴諸法律公義，指陳貪官污吏的不義不法；二是工人的抗爭都只限於一時一地，甚至限於所屬企業，無法擴散；三是針對地方政府及官員，而不是中央政府。
作者分析，這些抗爭行動雖然與日俱增，但不論南北，都限制重重，究其原因，是國家政策雙管齊下所致。一方面，中央下放權力，讓地方發展經濟，向外招商，搞活企業，趁勢從中取利。另一方面，國家的政治認受性，不再依靠領導威信、理想主義或者暴力，而是以民為本的政策，依法治國的管治。因此，中央除了向地方放權讓利，也同時立法保障勞工權益，並要求地方政府落實法規，以平息紛爭，保持社會和諧。奈何不少地方政權重利輕義，置法律於不顧，也置勞工死活於不理，才引發眾多的勞工抗爭。
正如作者所言，由於中央主張法治，也授權地方執行法律，因此，勞工運動只針對地方，工人也懂得援引法律，聲聲指責貪官犯法，直斥他們目無法紀。無疑，地方政權必定首當其衝，但工潮亦因此只限於一時一地，加上中央對工人組織嚴密設防，無法出現跨地域的工人運動。看來，零散的工人抗爭將會持續不斷，但工人運動的前景依然並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