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國會議員終於在11月28日,一致通過了一項為慰安婦伸張正義的291號議案,敦促日本政府就二次大戰期間強徵慰安婦之事,作出正式及誠摯的道歉。這是繼美國和荷蘭之後,西方主要國家的國會再通過同類議案。
慰安婦事件陸續得到西方國家的議員關注,但日本侵略中國期間犯下的另一戰爭罪行--南京大屠殺,就不是那麼容易使人明白到,日軍當年如何以戰爭名義,在南京等地濫殺無辜、殘害平民百姓。日本右翼分子一直不同意“南京大屠殺”之說,說至多不過死了數千人。最近,加拿大史維會資助拍攝了一部電影《張純如--南京大屠殺》,故事以撰寫《南京大屠殺》一書的美國華裔學者張純如為主人公,在加拿大東西岸先後放映,引起回響,使更多華人關注日軍侵華史實和日本抵賴戰爭罪責問題。
何良懋今天要同聽眾朋友評論的書,就叫做《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作者是曾為日共中央委員的津田道夫,一位日本民主運動推動者。而譯者是程兆奇和劉燕,程畢業於上海範大學歷史系,劉是日本大阪市立大學文學碩士。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年出版。
今年是南京大屠殺事件70周年。這個中國抗戰期間最慘烈的日軍屠城事件,發生於1937年12月中至翌年1月,當時國軍主力已經撤出南京市,但進城後日軍依然大事濫殺,姦淫擄掠,無惡不作,手段之殘暴、殺戮層面之廣,得未曾見。死於日軍手中的中國軍民數以十萬計,當時,日方更強徵中國(及其他國家)婦女做軍妓以供獸軍泄慾,亦即日本人所稱的“慰安婦”。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解構日軍戰時的精神狀態。第一部分名為“盤算和虛無主義--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精神構造”,第二部分是“戰敗50年和民族道德”。作者由中國盧溝橋事變講到日本戰敗五十年後對“大東亞戰爭”性質的爭論,從當年日本國民“祝南京陷落”到“自虐史觀”的爭議,都有所論及。
作者認為,不能把日本戰爭的責任都一概推往軍人身上,因為“那場戰爭是每個國民都被作為戰爭的執行主體動員起來的,……日本大眾的戰爭責任也應該被追究”。(見序言)他這種徹底反省精神,在目前的日本人著作中,實在不多見--除了前日軍東史郎。
本書以日本整體民族精神作為分析基礎,認為在1931年至1945年的“十五年戰爭”中,不光軍人以天皇名義往前線衝鋒陷陣,就是日本國民都起著推波推瀾作用。在講到南京大屠殺的時候,作者問道:一些平凡的日本男性,“一旦被套上軍服開赴中國戰場,為甚麼就會變得那麼殘虐?”據他指出,前線日軍的人格崩漬,也反映日本後方大眾的道德同樣敗壞。由崇拜天皇衍生出蔑視中國、侮辱中國的思想感情,作者認為在當時日本全國範圍是極為普通的,而且對外侵略一早冠以“聖戰”的美名,對於中國的方針,就是“懲罰暴支”(支是支那,日本人對中國的蔑稱)。日本軍方指中國軟弱又狂妄,所以“應該懲罰”。
作者在書中分析到南京大屠殺的軍士心理狀態時,指那些殺入南京的集團軍之間,出現一些指揮官以戰功來炫耀個人英雄主義的行為,加上與“掠奪第一”的期待結合,導致這個“爭頭功”競賽極為猖獗。而犧牲慘重的就是中國的民眾。日軍“爭奪第一”的競賽心態,與“懲罰暴支”的情結扭在一塊,養成下級官兵對中國和中國人幹甚麼都無所謂的想法(頁35)。
為了解釋日本國民與軍人在戰場肆虐行為的共犯結構,作者聲明,追究民眾的戰爭責任,並不意味寬容天皇制帝國主義的戰爭罪行。津田道夫引用了蔣介石的發言、日本陸軍部的秘密文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資料、同時代中國方面的證言、報告,以及原日本士兵的手記、回憶錄等,說明南京地區日軍對婦女的強姦和虐殺等瘋狂做法,已到了天地不容地步。正如作者引用蔣介石所說的話:“不僅日本之恥辱,亦留人類之污點。”
譯者之一劉燕在譯後記透露,1998年4月,作者津田道夫隨前日兵東史郎訪華團到了南京,對中日戰爭有切身體驗的津田道夫,參觀了南京城內所有大大小小的屠殺紀念遺址,在遺址前,“津田先生放聲大哭,長跪不起”。後來津田道夫在南京大學演講,他的演講稿全給淚水浸透,他對著麥克峰只說了一句:“我作為一位普通的日本知識分子向中國人民謝罪。”
本書既是一本對侵華史實反省之作,毋寧也是有良知日本人的懺悔錄。書中的觀點絕不是日本主流看法,有些地方在學理上恐怕仍須再作精細論證,例如“全民有罪論”,還未能清晰指明責任的主次輕重,以至政府行為和百姓“起哄”之間的微妙分野。
何良懋今次書評到此為止,非常多謝大家收聽!下次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