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2002年前後，中國很多報刊刊登或者轉載了由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披露的一段歷史，是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時毛澤東在上海發表的一段有關魯迅的即興談話，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和討論。
周海嬰在他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說：“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羅稷南老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毛澤東這段話把魯迅看成是他統治下的“新社會”的敵人，或者至少是異議人士，這和他在公開場合對魯迅的讚揚完全相反，可以說是他內心對魯迅的真實看法。
毛澤東這段談話的背景是1957年7月初，正好是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因此特別能引起人們的聯想。周海嬰披露了這段歷史後，新老毛派和左派中有些人出來否認其真實性，說這是死無對證的，何況以毛澤東對魯迅的一貫態度，他不會說出那樣的話。
但不久，著名作家、文革前是演員的黃宗英以當事人的身份出來證實，毛澤東確實在那個場合說過那樣的話。黃宗英在《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一文中說：“1957年7月7日，忽傳毛主席晚上要見我們。我們被領進一間不大的會場，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魯迅麼──’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毛澤東這段關於魯迅的評論至今已有半個世紀，當時並沒有記錄，全憑當事人的記憶，雖然我們很難說這就是他的原話，但大意還是清楚的，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尤其是具有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的態度和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周海嬰和黃宗英的話有相當的可信度。
今天在這個節目中我們並不是要評論毛澤東這段話和他對魯迅的態度，對於任何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澤東統治時期的處境的人來說，這都不是一個問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對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即羅稷南先生。在有關介紹中，我們知道他是一位翻譯家。但事實上，他的背景要複雜得多，不然我們很難想象他會在那個敏感的時刻當面向毛澤東提出那樣一個尖銳的問題。
羅稷南原名陳小航，他三十年代曾經做過國民黨19路軍將領蔡鋌楷的秘書。蔡廷楷親共，1933年11月曾經聯合陳銘樞、蔣光鼐、李濟深等國民黨內反蔣派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派陳小航前往江西蘇區和毛澤東聯絡，毛澤東還設宴款待他，所以1957年毛澤東會問他現在生活怎樣。
羅稷南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小說《堂吉訶德》中主人公堂吉訶德騎的馬的名字，陳小航用它作自己的筆名、後來成為他的正式名字，很可能是因為堂吉珂德和他的馬象徵著為理想而鬥爭的精神。堂吉可德身材瘦長，蔡廷楷也是瘦長身材，陳小航為蔡廷楷服務，就像羅稷南這匹馬為堂吉科德效勞。在蔡廷楷的19路軍失敗後，羅稷南，即陳小航，進入上海文化圈，和一些著名的親共民主人士來往密切。 但根據一些最新披露的材料，羅稷南的身份遠比民主人士複雜，他實際上是蘇聯控制的第三國際在中國的工作人員，和中共有工作關係，但又保持組織上的獨立。羅稷南和他的妻子倪琳早在1927年以前就和中共以及第三國際建立了組織關係，倪琳還是羅稷南的上級，是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在上海的負責人。日本占領上海後，曾經逮捕了羅稷南和倪琳夫婦，還有魯迅遺孀許廣平，後來是蘇聯大使館出面營救的。日本和蘇聯當時相互利用，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要保持雙方的和睦，所以日本憲兵隊會看在蘇聯的面子上將他們釋放。
1943年第三國際解散後，羅稷南和倪琳便失去了正式組織關係，後來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幫助中共的活動，還是著名的親共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的發起人之一。1982年，羅稷南的親屬曾經收到中共有關單位的來信，告訴他們倪琳是第三國際的人，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現在要求他們收集有關史料。
有這樣一段為共產黨革命效勞的歷史，當共產黨真的奪權後，羅稷南和倪琳並沒有大喜過望。羅稷南有一個弟弟是中共黨員，1935年為中共犧牲。他留下一個兒子，後來由羅稷南帶大。羅稷南的這個侄子在回憶羅稷南的文章中說，對於羅稷南夫婦來說，“1949年的勝利好像完全不是那時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的繼續而是另外一個時代的開始”。他們對現實“採取了一種保持距離的態度”，不理睬黨要他們出來活動的要求，在私下說他們“不會做小媳婦，不能伺候公婆，不願意做花瓶”。當中共為了掩蓋自己和汪偽政府甚至日本人勾結的歷史而把當事人、50年代初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國民黨特務時，羅稷南說他30年代初就和潘有聯繫，如果潘是特務，那他自己怎麼會太平呢？
我們可以猜想，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段為了民主理想而鬥爭的歷史和對共產黨的失望，羅稷南才會在那個時刻大著膽子向毛澤東提出那樣一個尖銳的問題。這是對我們了解毛澤東羅稷南關於魯迅的問答非常重要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