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去年是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只有一年的任期﹐實際上是一個榮譽性的頭銜﹐具體工作由三位副主席來做﹐因此他們的任期是三年。在美國歷史學會一百多年的歷史上﹐只有兩個漢學家擔任過這個職務。
史景遷的英文名字叫JONATHAN SPENCE﹐ 因為他研究中國歷史並崇拜司馬遷﹐所以取了這個中文名字。這裡我們要說的不是史景遷研究中國歷史的心得﹐而是不久前趙紫陽去世後他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最近有人翻譯成中文﹐題目叫“趙紫陽逝世﹕對英烈的恐懼古已有之”。
史景遷在文章中說﹐中國歷史上在關鍵時刻一直有仁人義士為改革和反對暴政而獻身﹐他們的名字使統治者們感到恐懼﹐例如戊戌六君子､宋教仁和聞一多。趙紫陽當年因為反對鎮壓學生而被中共廢絀﹐後來雖然沒有被殺﹐但長期被軟禁。他逝世後中共竭力壓制對他的紀念﹐正表現了這個政權對英烈的恐懼。
史景遷的這篇文章就內容來說﹐在眾多的對趙紫陽的評論和褒揚中毫不起眼﹐但他的身份卻使得這篇文章有點非同一般。美國有難以計數的人在研究中國﹐很多人不但以此當上了教授和研究員﹐而且常常申請到數萬甚至數十萬上百萬的研究基金。他們並不是不了解中國的現狀﹐但願意公開在重大問題上發表批判中共政權文字的人是少數。很多人不但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名字被中共列入“對中國人民不友好”的黑名單上﹐而且根本就不願意捲入政治問題。特別是那些不研究中國當代歷史和現實的人﹐本來就沒有必要非要去談中國的政治。
但問題是﹐即使在那些專門研究二十世紀甚至當代中國的學者中﹐在課堂討論､學術會議和私下談話中他們可以暢所欲言﹐但對于在新聞媒體上拋頭露面則是敬而遠之。即使在報刊上發表政治評論﹐他們也常常“客觀中立”地探討中國問題的來龍去脈﹐迴避價值判斷和道義裁決。
對比之下﹐史景遷雖然寫過很多和20世紀中國有關的著述﹐但他更是一個明代和清代歷史學家。以他的學術地位和研究領域﹐換一個人或許會愛惜自己的羽毛﹐對現實政治持所謂“超脫”的態度。但這一次他在世界性大報上鮮明地表達出自己的好惡﹐把中共和歷史上那些屠殺仁人志士和扼殺改革的腐朽政權並列﹐表現出了一個歷史學家的良知。
看到史景遷這篇文章時﹐正是清明時分﹐加上史景遷文章中提到了中國的“英烈文化”﹐不由得引起了一些聯想。史景遷說﹐中國腐朽的統治者一貫害怕“英烈文化”﹐這一次他們也害怕趙紫陽的名字被列入“留名青史的歷代改革者的行列”。這當然是對的。不過我想說的是﹐對于所謂“英烈文化”﹐中共不但不陌生﹐反而是中國歷史上運用得最為登峰造極的一個政權。
中共建政以來的一大特色就是無處不在的的“英烈文化”。從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到各個省市自治區直到縣一級的“烈士陵園”和紀念碑﹐可以說遍布全中國。過去每到清明節﹐所有的學校和單位都要組織去掃墓﹐還常常在這些墓地舉行新黨員新團員的宣誓儀式。當我在小學和中學時﹐記得每年清明節那一天都要在墓地外面等上好幾個鐘頭才能輪到排隊入場﹐在宣讀誓詞後還要繞著那些死人的墳墓走上一圈。掃墓不過是“英烈文化”的一個部分﹐學校教育和各種出版物上更是充斥著中共“烈士”的事跡。這個局面直到今天還沒有大的改變。在九十年代初﹐面對“六四”造成的統治危機﹐中共忽然發下文件﹐要全國各個城市建造當地的“革命歷史博物館”﹐一時全國大興土木﹐數年間幾百所此類博物館拔地而起﹐成了當地“革命傳統教育”的場所。而與此同時﹐成百上前萬學齡兒童卻因為沒有校舍而讀不了書。
中共的“英烈文化”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多年苦心經營的。它有兩個目的。一是用“成千成萬”的死人來證明它的政權的合法性﹐中共的邏輯是﹕有那麼多人為我黨獻身﹐難道還不說明我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嗎﹖二是讓中國人民子孫萬代都覺得欠了共產黨還不完的債﹐因為我們現在的“幸福生活”都是共產黨人流血犧牲換來的。
中國人要從中共的心靈奴役下解放出來﹐就必須拒絕中共的“英烈文化”。總有一天﹐清明節時人們不用再被迫前往那些“烈士陵園”﹐而是去悼念數千萬中共極權統治受難者的英靈和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