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上次說到蒙博托1973年年初首次訪華，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會見。從此開始了腐敗獨裁的蒙博托和極權的中共之間長達20多年的親密關系。
這種親密關系在個人意義上，首先是蒙博托對毛澤東的崇拜。毛澤東和蒙博托之間的談話非常自然和親切，完全不象是兩個來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敵手之間的初次見面。用中共外交官的話來說：“蒙博托被毛主席高屋建瓴的的氣概和一語破的的智慧所折服，從此便非常崇拜毛主席”。毛死後，蒙博托在很長一段時期裡一再向中共方面表示他對毛的懷念，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蒙博托初次訪華就獲得了中共方面承諾一億美元的援助。以當時美元的幣值，尤其是中共在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這一億美元或許比得上50億美元對於今天中國的意義。對同樣一個政權，中共昨天還花費巨額資金企圖推翻，今天卻忽然給予巨額援助，中國人民在艱難困苦下創造的財富，就這樣成全了毛澤東的心血來潮和翻雲覆雨。
蒙博托知道中共把他當作在非洲中部和蘇聯競爭的據點，便充分利用這種關系為維持自己的獨裁統治服務。1974年他再次訪華，又在中南海和毛澤東親切會面。毛澤東一般不和外國訪客談細節，但這次卻和蒙博托商談起中共援助他和由蘇聯支持的遊擊隊作戰的問題。那次蒙博托不但滿載援助而歸，而且從中共政權那裡學了很多東西。回國後他忽然談起由政府全面掌管學校，控制教育，在農村建立集體經濟和合作社的問題。
蒙博托第一次訪華，就對那些象征著極權統治至高無上權力的宏大建築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北京人民大會堂。他當場向周恩來提出要中共在他的首都金沙薩建造類似的一座，起名為“紮伊爾人民宮”，周恩來也當場答應。為了在非洲心臟建造這座現代皇宮，中共先後派出了多達5000人的專家組，人數超過了紮伊爾方面的工程人員。1979年5月，這項工程完工，向蒙博托的“人民革命運動黨”誕辰12周年獻禮。這個“人民宮”長185米，寬102米，高34米，是中共援助非洲的單項建築工程中最大的。它仿照中共的人民大會堂，裡面有9個以紮伊爾的省市命名的會議廳。
不過，蒙博托並沒有象毛澤東那樣，把北京城裡的很多傳統建築都拆掉為新王朝的建築讓路，而是要金沙薩市政府以人民宮為中心規劃新首都，和殖民地時期留下的舊城區相區別。這樣，實際上把傳統建築保留了下來。在這個意義上，蒙博托沒有學毛澤東的破舊立新。
剛果獨立後一段時期，曾經實行過多黨制，有44個政黨。蒙博托奪權後全部取締，只剩下他的“紮伊爾人民革命運動”。連中共駐紮伊爾大使也說紮伊爾是”以黨代政的典型”。但對於蒙博托不理睬西方要他實行多黨民主制的要求，始終堅持一黨專制，中共非常欣賞，引為知己，甚至把“紮伊爾人民運動”作為中共的“兄弟黨”對待，由中聯部出面發展“兩黨關系”。從70年代後期開始，“紮伊爾人民運動”和中共之間有過多次互訪。
最近中國出版了一些駐非洲外交官的回憶錄，從中可以看出中共和蒙博托政權之間的關系已經完全不是兩國之間的友好，而是非常親密。中共駐紮伊爾首任大使宮達非被蒙博托稱為“朋友加兄弟”，第二任大使周伯萍和蒙博托本人以及他的主要助手關系也非常密切。從這些外交官的回憶中，人們根本看不到對一個在非洲獨立後長達30多年的歷史上，以腐敗、獨裁和殘暴聞名的政權的公正的態度，只有對那個大獨裁者的脈脈溫情。
但是，盡管有中共的多方扶持，蒙博托政權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到了九十年代，蒙博托政權統治下的紮伊爾成了非洲國家中通貨膨脹和債台高築的代名詞，從六十年代開始就一直在東部邊境地區堅持遊擊戰的反對派逐步擴張勢力。1997年5月，遊擊隊兵臨首都金沙薩城下，蒙博托倉惶出逃到摩洛哥，同年九月死於法國巴黎的醫院。
中共和蒙博托政權的親密關系說明，所謂“世界革命”只不過是中共在毛澤東時期外交路線的一方面。我們今天不能天真地認為中共當時真的是那麼“革命”，那麼無私。為了自己政權的利益，為了擴張自己的國際影響，中共既可以策動革命，也可以支持反革命，昨天的敵人今天就可以成為盟友，甚至支持他們去屠殺昨天的同志。所以，政治上的實用主義和唯利是圖才是中共外交的實質。至於他們之間的私人關系，則說明了獨裁者之間的惺惺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