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是中國在60和70年代時期的一個政治詞匯。在早期，它代表了響應毛澤東“造走資派的反”，從“當權派”手裡奪權的所謂“革命群眾”；在後期，尤其是文革結束後，它成了替罪羊的代名詞，中共後毛政權回避毛澤東和整個中共體制發動文化大革命、禍國殃民的責任，把具體責任很多都推到這些“造反派”身上，把他們說成是“三種人”，又發動了新的清查，轉移了人民的視線。
當然，這並不是說當時的“造反派”就都是好人或者受了蒙騙的好人。事實上，他們當中很多人，包括紅衛兵，都是喝了共產黨的狼奶長大的。共產黨的狼奶中最具有毒素的，是煽動政治野心，鼓勵用暴力和鬥爭滿足個人的政治欲望，用非常規的手段獲取名利。這是文革中很多“造反派”熱衷於不停地造反和內鬥的根源。當共產黨改朝換代，需要給自己一個所謂“安定團結”的局面後，這些造反派便不但被一腳踢開，而且成了替罪羊。
中共的“造反派”當時不但在中國造反，而且造到了國外，甚至影響了中共和友好國家的關系。今天我們要說的是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亞的活動。
坦桑尼亞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國家。文革早期，中共的外交活動受到沖擊，大使都回國參加運動，接受批判，外交陷於癱瘓和停頓狀態，但中共和坦桑尼亞的關系卻保持了正常。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是非洲獨立運動的代表人物，他數次訪問北京，向中共要援助。中共也把對坦桑尼亞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擴展影響、對抗西方和蘇聯的基地，所以雖然自己經濟在文革中幾乎停頓，但對坦桑尼亞是有求必應。當時中共對坦桑尼亞有很多援助項目，其中坦桑友誼紡織廠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個。
坦桑友誼紡織廠是中共在60年代早期就開始的項目，到文革開始時差不多已經完工。當時中共在那裡有130多名專家，其中負責紡織技術的一部分是由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出的。上海是文革的發源地，上海的紡織系統又是由造反派頭頭王洪文所控制，因此紡織組裡很有一些政治野心膨脹的人。紡織組的英語翻譯是文革初期從國內派來的，此人原來是上海紡織系統造反派的頭頭，覺得在國內造反得還不夠，要到海外來造反，所謂“開辟第二戰場”，為自己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他一到坦桑尼亞，就提出要在工地上掛中共的五星紅旗，豎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語錄牌，放中共的文革音樂和毛的語錄歌，把工地弄成中共文革在海外的樣板。他還說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都是走資派，要打倒，紡織組的頭頭執行了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所以他要造反，要奪權。中共外交官被整得走投無路，連連向國內請示，以駐外機構情況特殊為由，要求授予權力，制止這種造反。但中共外交部也正在被造反派弄得焦頭爛額，回答說要正確對待群眾，多做工作，反對壓制這些造反派。
不但如此，這些造反派還仿效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相互串連、共同造反的做法，把他們的影響擴展到坦桑尼亞工人中去。他們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利用翻譯的語言優勢，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布造反有理的觀點。當時坦桑尼亞政府組織了“綠衛兵”，這個名稱雖然和中共的“紅衛兵”相應，也確實受到了中共的啟發，但這個組織的宗旨卻不是造反，而是貫徹政府的政策，是動員群眾的手段。但中共在紡織專家組的造反派卻表示要用中國紅衛兵的名義和坦桑尼亞“綠衛兵”串連，向他們介紹紅衛兵的造反經驗。到1968年初，中共造反派又開始在坦桑工人中大肆活動，直接要求他們不要聽自己政府的話，起來造反。
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亞的這些活動引起了中共外交官的緊張。當時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正在推行他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激進政策，對銀行和大工業實行國有化，不但在國際上引起了他是否受中共影響的議論，而且在國內也面臨很多人的反對，尼雷爾本人受到很大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亞肆意妄為，必然會煽動一些政治野心膨脹的人制造動亂，從而給尼雷爾的反對派提供機會。在60年代，中共的國際影響已經造成了一些親共政權被軍事政變所推翻的後果。剛果的盧蒙巴政權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政權被右派軍人推翻就是例証。在這兩次政變中，軍人的借口都是現政權親華親共，要把自己的國家變成中共的附庸。政變的後果是中共在這些國家的苦心經營和援助一夜間化為烏有，對中共也是沉重打擊。
當時連尼雷爾本人接到政府部門關於中共造反派活動的報告後，對中共的意圖表示疑慮，這當然和他對自己政治處境的擔憂是分不開的，一時中共和坦桑尼亞的關系變得緊張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駐坦外交官向國內一再緊急請示，陳述厲害關系。要知道這場在非洲的造反是如何收場的，我們下次節目再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