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熊向暉和中共在拉美輸出革命的歷史(上、下)--寒山

200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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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前不久中共老牌間諜熊向暉去世了。很多人都知道熊向暉對中共作出很大貢獻,他原名熊匯筌,出身於國民黨高級官僚家庭,參加革命後﹐黨利用他的父親與國民黨西北王胡崇南的關係,把他安排到胡崇南的身邊,取得胡的信任後擔任了機要副官。在1947年胡崇南進攻延安時及時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情報,使得毛澤東的幾萬軍隊能夠從容應付胡崇南的幾十萬大軍,毛澤東的神話中從此增添了一條“胸中自有雄兵百萬”。

熊向暉在中共建國後由周恩來改了姓名,不但擔任過很多要職,而且沒有受到任何政治運動的牽連,這和他的間諜和情報工作的身份有很大關係。他在文革中曾出任中共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的副部長,而他在文革前後和文革期間還在外交部門工作多年,他的身份就告訴了人們,中共當時不但在人事安排上把外交和間諜情報部門混在一起,而且幾乎是公然這麼做,並不在乎別人怎麼看。

拉美對於中共來說不但是收集和美國有關的情報的地方,而且是輸出革命的理想場所。

在六十年代,中國和英國有代辦級的外交關係時,熊向暉以職業間諜身份出任當時中國駐西方最重要的外交官。到了1972年,中共要和墨西哥建交,熊向暉又成了第一任大使。當時是葉劍英和周恩來共同決定,挑選他出任這個職務的。因為墨西哥就在美國邊上,對收集美國的情報非常方便,中共需要一個對情報和間諜工作有豐富經驗的人。

中共早期派駐拉美的外交官很多都是職業間諜出身,例如古巴是中共在拉美建交最早的國家,第一任大使叫申健,他原名叫申振民,和熊向暉是老戰友,曾經共同在胡崇南那裡做情報工作。當時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一個人,叫陳忠經,1960年曾經率領中國藝術代表團訪問拉美很多國家。因為當時中共在拉美沒有建交國,所以文化交流就成了中共了解拉美這個美國後院的唯一的公開途徑。熊向暉、申健和陳忠經在中共情報系統中是有名的“三傑”,在中共建國後,他們不約而同都從事外交工作,而且都去了拉美,這本身就很說明問題。

拉美對於中共來說不但是收集和美國有關的情報的地方,而且是輸出革命的理想場所。由於受到西方殖民主義和西班牙封建主義的長期影響,加上經濟落後,拉美各國社會矛盾比較嚴重,激進思想和政治主張很有市場。古巴革命在1959年的成功為各國激進分子提供了榜樣,很多人前往古巴朝聖並在那裡接受訓練。古巴領導人格瓦拉更是以身作則,率領古巴游擊隊前往玻利維亞發動革命,結果兵敗身亡。中共當時在拉美輸出革命就是和古巴競爭,通過很多途徑來進行,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訓練拉美激進分子。

例如,八十和九十年代秘魯有一個叫“光輝道路”的共產黨組織,用暴力和破壞把秘魯社會搞得雞犬不寧,在國際上也一度成了恐怖和革命的代名詞。這個組織的頭頭叫古茲曼,他就是在中共文革期間前往中國接受訓練的。當時他除了接受各種軍事訓練,更主要的是用毛澤東思想來洗腦,結果後來他被追隨者稱為“安第斯山的小毛澤東”,比中國還左。當鄧小平在中國推行改革後,古茲曼認為這是對革命的背叛,他要手下人把一些死狗吊在秘魯首都利馬的街道上,在這些死狗身上掛著牌子,上面寫著“鄧小平”。

中共與墨西哥建交當然是中共外交上的一大突破。當時是1971和1972年,周恩來在林彪出逃身亡後主持工作,在各方面企圖彌補一些由文革所造成的破壞,中共的對外關係就是一個方面。墨西哥是拉美大國,和美國交往密切,對中共當然很重要。墨西哥當時的總統叫埃切維裡亞,他對美國在拉美的影響不滿,希望發展和中共的關係,並在聯合國中支持由中共取代台灣。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共在拉美輸出革命的政策成了中墨發展關係的絆腳石。

中共在墨西哥原來有新華社的分社,這是中共在非建交國最高的代表機構。但在文革中,墨西哥政府因為中共明目張膽的宣傳革命和毛澤東思想,對這個分社的活動不斷作出限制,最後乾脆趁新華社人員回國的機會關閉了這個分社。這不過是當時中共國際形像的一個例證。墨西哥新總統埃切維裡亞雖然想發展和中共的關係,但中共在拉美國家心目中的印象實在不佳,他心中憂慮重重。而且就在這個時候,1972年7月,發生了一件大事:墨西哥政府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游擊隊,並公布了有關細節。

這件事發生在中共和墨西哥宣布建交之後,熊向暉正準備前往墨西哥就任時。作為中共情報工作的重要人員,熊向暉當然對此事的來龍去脈很清楚。那麼這件事是如何收場的呢?我們下次節目再介紹。

下篇

上篇我們說到1972年中共和墨西哥建立外交關係時,墨西哥政府破獲了一起由中共訓練的游擊隊。當時中共駐墨西哥第一任大使是熊向暉,他是中共老牌情報首腦,曾任駐英國公使。因為墨西哥是拉美大國,又緊靠美國,所以葉劍英和周恩來選擇他去擔任這個重要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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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墨西哥新總統埃切維裡亞重視和中共的關係,主動和台灣斷交,並在聯合國支持把台灣的席位轉給大陸。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共遠隔太平洋訓練墨西哥反政府游擊隊的消息披露了出來。多年後連中國大陸出版的有關中共和拉丁美洲國家關係的官方著作中也說這是“中國‘文革’混亂時期極‘左’路線留下的惡果”,沒有說這完全是反華勢力的造謠,在中共的術語中這就是完全承認了確有其事。

事件披露後,周恩來立刻找到準備動身的熊向暉,問他如何應付,因為弄不好這會影響剛剛建立起來的外交關係。經驗豐富的熊向暉建議說為了顯示中共方面的誠意,他去後可以主動邀請埃切維裡亞訪華。周恩來同意了。

熊向暉抵達墨西哥後,向埃切維裡亞遞交了國書。按照一般的外交禮儀,遞交國書純粹是走過場,沒有任何實質性內容,有時最短只有幾分鐘。但埃切維裡亞卻在接受國書時突然向熊向暉提出了中共訓練墨西哥游擊隊的問題,弄得氣氛十分緊張。

埃切維裡亞這麼迫不及待是有原因的。為了和中共發展關係,他不但承受美國的壓力,而且國內反對黨和傳統的右翼勢力也虎視眈眈,等於是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了上去,而中共卻完全不領情,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游擊隊的問題暴露了出來,給埃切維裡亞帶來了一場政治危機。中共方面的著作中沒有介紹熊向暉是如何向埃切維裡亞解釋的,但我們可以想象,場面一定是非常尷尬的。

熊向暉按照和周恩來商定的策略,向埃切維裡亞提出了訪華邀請。埃切維裡亞經過考慮後表示接受,希望能通過這次訪問讓中共澄清干涉內政的問題,讓墨西哥輿論相信中共已放棄對游擊隊的支持,只發展和政府的關係,從而挽回他在國內政治中的損失。

為了穩定和墨西哥的關係,挽回游擊隊事件的影響,中共方面對埃切維裡亞的訪問非常重視,周恩來對外交部的接待報告作了事無巨細的批示。在墨西哥方面,埃切維裡亞為了應付國內的政治局面,要求中共方面給足面子,他提出保證要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要簽訂貿易和文化科技交流協定,要求中共在貿易上給予優惠。對這些要求,中國方面都一口答應了。

1973年4月19日,埃切維裡亞率領龐大代表團來到北京,這是中共文革高潮過後外交上的一個盛舉。在北京,數十萬群眾被動員起來夾道歡迎,長安街裡三層外三層圍滿了人。在天安門廣場上周恩來陪同埃切維裡亞走下車,人群中事先安排好青年用西班牙語高呼歡迎口號,讓埃切維裡亞十分驚訝。

在上海,墨西哥代表團到達和離開時都是深夜,而且在下大雨,但機場上照樣有上成千上萬群眾載歌載舞。埃切維裡亞那次出訪一共走了6個國家,但墨西哥人說只有在中國他們才受到這樣隆重的歡迎。

4月19日下午,埃切維裡亞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特意要熊向暉也參加會見。毛問埃切維裡亞:“他在你們那裡沒有闖禍吧?”埃切維裡亞話中有話地回答說:“沒有。他在我們那裡很安靜。”毛又說:“靠不住。你可要注意啊,他搞你的亂啊,他搞你的鬼啊,搞顛覆啊。”埃切維裡亞不知任何應對,只好又說:“我看他很安靜。”毛說:“樣子很安靜,誰曉得他搞什麼鬼,將來才算數。”

後來當埃切維裡亞稱讚熊向暉外交工作開展得很活躍,常常請墨西哥政府的部長們吃飯時,毛又再一次說“不要拉你們的人來顛覆你就好了。”毛澤東這是用調侃的方式給中共干涉墨西哥內政找台階下,並告訴埃切維裡亞,中共已不再幹那些偷偷摸摸的事了。

埃切維裡亞的那次訪問完全達到了目的,從中共方面隆重的歡迎來看,人們確實沒有理由相信中共要把這樣一個友好國家的政府顛覆掉。從此埃切維裡亞成了中共的朋友,墨西哥也成了中共在拉丁美洲的重要邦交國。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人們可以看到,連毛澤東都不得不親自出面老著臉皮替中共輸出革命造成的爛攤子收場,而且這個爛攤子還是在八桿子打不到的拉丁美洲,可想而知當時在中國的鄰國,人們是多麼提心吊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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