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决定论的神话和中国的现实--寒山

2005-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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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先生最近强调了一个问题:在观察中国的发展时破除经济决定论的神话。所谓经济决定论就是相信“经济改革必将导致政治改革,经济增长必将导致政治民主。既然中国政府在不断地深化经济改革,既然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地高速增长,因此很多人断言,中国已经走上了民主转型的康庄大道,伴随著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政治也势必愈来愈民主愈开放。”胡平认为,这种观点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从理论上说,它忽视了人的自由意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在实践上,它忽视了很多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政治民主的事例。

具体到中国大陆的政治演变,有人认为台湾民主的经验证明了经济起飞会自然推动政治民主化,胡平认为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国共两党的一个根本区别:国民党无论历史上如何独裁过,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否定民主的普世价值;而中共则不同,除了在抗战末期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它对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从来就是否定的。因此,在国民党制度下,经济的发展最终把民主宪政推上了议事日程,而在中共体制下恰好相反,经济的发展使得一党专制更理直气壮。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也提出了另外两个和决定论有关的问题。一个是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渗透性和平民性决定了它能够打破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实现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然而何清涟通过她的研究证明,不但互联网的革命性潜力在实际运作中被政府对技术资源的垄断所消解,而且互联网还会成为专制政府手中加强社会控制的工具。因此互联网和民主之间并没有一种决定论意义上的联系。

另一个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发展会促进民主化,这是很多人根据西方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何清涟说她过去也相信这一点,但自从90年代后期开始,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观察使她改变了想法。她认为当人们谈论中国的中产阶级时,主要是从经济收入出发,忽视了它的社会特性。

何清涟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三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这就使得它的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没有一种必然的连带关系。这三个特点是,第一,中产阶级的财富对政治权力的依附,就是说中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现存政治体制内部产生的,是这个体制的得益者;第二是中产阶级没有自己的集体意识,不可能产生独立的意识形态;第三是中产阶级没有参加公共事物的途径和能力。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不足以在短期内促使中国的政治变革。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需要破除的决定论的神话。例如,对外开放必然会促进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必然会消减在封闭环境下产生的排外心理和对西方民主自由制度敌对的态度,必然会使得人们在和民主政体的比较下质疑专制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和对外开放关系最密切的群体--例如大学生--最容易接受普世性的价值观并成为自由化的先锋,等等。

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证明,对外开放固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到了上述的效果,但在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它并没有产生预期中”必然”会达到的那个水平。例如对政治问题的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包括在对外开放之中,开放的是商业、娱乐和体育方面的内容,而很多中国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种“开放”模式,认为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社会。盲目排外是不多见了,但狂热的反日情绪和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是中国发展和统一的最大威胁的想法自90年代以来在青年学生中非常普遍。至于为中国式的专制政体的辩护更是在随著全球化一起到来的文化多元论中找到了根据,就像一些知识精英所分析的:民主和个人自由在过去是西方历史的产物,在今天是西方用来消解非西方文化传统、用西方价值一统天下的阴谋。

再有一个决定论的神话就是随著领导人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随著他们对国外情况越来越多的了解,他们必然会和打江山坐江山的那一代领导人不同,会越来越倾向于接受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对外开放固然开阔了中国各级领导人的眼界,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民主观念和自由思想随著他们眼界的开阔而增长。相反,在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上,他们远远不如胡耀邦、赵紫阳这些很晚才接触到外部世界的老牌共产党人。对于更多的高中级官员来说,对外开放只不过让他们进一步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加速了他们的腐败。现在的中共各级领导人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见多识广的,但却是最腐败、最不择手段、对权势最迷恋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正因为他们见多识广,所以他们才更不愿意放弃专制,实行民主。

在人类历史上,自由和民主从来都不是随著经济的发展而瓜熟蒂落的。从理念到行动,从行动到形成制度,再到捍卫和完善这个制度,这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与其说是实现了历史的必然性,不如说是见证了体现在追求和奋斗中的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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