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毛泽东改造人性和中国的道德堕落(下)--寒山

2005-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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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次讨论了毛泽东改造人性的失败。我们谈到很多人有一个错觉﹐似乎毛泽东是用高标准来要求人性﹐所以他失败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把毛泽东看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道德圣人﹐而广大中国人民则成了不堪造就的卑贱小人﹐最终是他们坏了毛泽东的伟业。然而今天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决不是一个道德圣人﹐不但他的私生活糜烂不堪﹐更重要的是他的那些企图改造人性的政治运动归根结底并不是要升华人性﹐而是相反﹐要摧毁人性的高贵和人格的独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运动﹐中国人的人性就受到一次摧残。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看成一个虽然政治不断动荡、物质生活极端贫困﹐但人们却很单纯也很有理想的时代。这样的道德乌托邦决不是毛泽东时代的真实面貌。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真有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话﹐那是因为人民极端穷困﹐他们不但无户可闭﹐也无遗可拾。

70年代上半期﹐笔者在上小学和中学﹐记得很多同学家中确实是不上锁的﹐但推门进去﹐除了床上的被子和桌上的碗筷之外一无有﹐而家境稍微好一点的则都是铁将军把门。另一个证明毛泽东时代决不是道德乌托邦的事例是七十年代初﹐青少年犯罪在很多城市都成了社会治安的大问题﹐今天的“严打”实际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每到重大节庆﹐公安部门都要进行所谓“大扫除”﹐抓一大批刑事犯和少年犯。

从邓小平南巡至今﹐中国的发展在道德层面上可以如此概括﹕共产党可以不择手段地维护权力﹐个人则可以不择手段地致富。

1976年毛死后﹐依靠毛泽东获取权力的四人帮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不但是因为他们不断制造动乱﹐把国民经济弄得一团糟﹐也是因为他们通过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入了一个道德堕落的深渊。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实际上给中国带来了道德重建的良机﹐而不是道德衰败的开始。八十年代是中国人思想上精神上都非常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心一直是校园和社会文化生活的热点﹐人民的政治热情持久不衰。很多人认为道德和政治是两回事﹐我不关心政治﹐也可以做一个好人。这在一些个人身上或许是可能的﹐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命运﹐是最大的道德关怀﹐对政治的关心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准﹐尤其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

然而﹐从1989年到1992年﹐中共的所作所为扭转了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出现的道德复兴的局面。1989年邓小平对用和平手段争取民主的青年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暴力镇压﹐用强权压倒了良知。就对于社会道德的毁灭性影响来说﹐邓小平的“六四”不比毛泽东的文革要小﹐因为“六四”后的中共政权直接建立在暴力和谎言之上﹕人人都知道政府在说谎﹐但谎言之后的暴力却使得人们噤若寒蝉。这样一个政权不借助任何理想主义﹐也没有任何乌托邦色彩。这样﹐在社会道德的层面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后果﹐或者很多人会这么想﹕道德和良知是斗不过无耻和暴力的﹐在现实中总是不择手段的人成为赢家﹐连政府都是赤裸裸地这么干﹐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什么要傻乎乎地遵守那些伦理规范呢﹖

在这个意义上﹐“六四”在中国人中所造成的政治冷漠导致了道德冷漠。在“六四”之后两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在此之后的一系列政策给中共政权在暴力和谎言之外加上了另一根支柱﹐即金钱﹐同时又给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和良知以致命的一击﹕用物质的诱惑去换取对现政权的承认。从邓小平南巡至今﹐中国的发展在道德层面上可以如此概括﹕共产党可以不择手段地维护权力﹐个人则可以不择手段地致富。当然﹐那些不择手段地致富的人﹐绝大多数本身就是不择手段地维护权力的人。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人类的道德有它相对独立的一面﹐但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内﹐道德水准的沉浮又是直接受到那个特定社会的影响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建立暴力、谎言、欺诈和不择手段之上﹐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指望它们会给社会道德带来积极的示范效果。因此人心堕落、道德沦丧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中国今天的社会道德问题﹐决不是历史的必然。它既有毛泽东时代的前因﹐ 更有邓小平时代的后果。说到底﹐它是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和利益独占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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