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蔡元培和方勵之(下)--寒山

我們上周介紹了最近一期《讀書》雜誌關於北京大學改革的文章。作者從北大改革並沒有改出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大學談到上個世紀20年代以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而留名青史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作者得出結論說﹕今天的中國沒有產生蔡元培的社會條件。

這個結論無疑是對當今中國表面繁榮背後的缺乏思想自由和獨立人格的深刻批判。但是在另一個方面﹐我們也不能忘記﹐就在80年代﹐中國有過一些主張對黨控教育和黨化教育進行徹底改造的教育家和科學家。方勵之就是一個最突出的代表。

方勵之是天體物理學家﹐他在70年代就反對用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去對科學問題下結論。我們在這個節目中介紹過他從當代科學觀察所得到的證據出發﹐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時間和空間無限的結論。這段經歷使他對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有了非常切身的體會。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他從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感出發﹐對中國的社會問題､尤其是知識分子和教育問題作了大量有影響的發言。

方勵之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在大學校園裡必須有思想自由﹐在大學校園裡必須保障思想自由。他借用科學界的術語﹐說在思想領域沒有一個比其它理論都優越的參考系。這就是說﹐沒有一家理論可以獨霸真理﹐更沒有一個人可以壟斷真理。他還主張在科學和教育問題上﹐政治地位和行政頭銜都和真理沒有任何關係。

他在訪問了科學革命和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意大利之後﹐回到國內便在報告中說﹐在歐洲中世紀﹐宗教神學是官方意識形態﹐大學又是為教會服務的﹐但即使在那樣的環境下﹐在大學校園內還是允許對神學進行自由研究和自由辯論﹐就因為思想自由本來就是大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果沒有大學校園內的這種自由﹐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就是不可能的﹐因為哥白尼､迦利略和布魯諾這些和教會主張的地球中心論唱反調的科學先驅都是在教會內部成長起來的﹐他們的觀點也都是首先在教會內部引起討論的。這就是說﹐如果在被我們認為是黑暗的中世紀﹐大學都有充份的思想自由的話﹐那麼我們今天用馬克思主義一家之言去獨霸真理的講臺﹐不允許人們提出任何批評﹐那不是倒退到中世紀以前了嗎﹖

方勵之清楚地認識到他的思想和“五四”之間的繼承性。他在浙江大學的一次講話中談到了他所在的中國科技大學輿論自由的情況後說﹕“我今天講的話也並不特別﹐實際上在“五四”時代蔡元培就講過類似的話﹐也包括了兼容並包的思想。”

在80年代﹐方勵之並不孤立。他擔任副校長的中國科技大學有一批志同道合為建立獨立和自由的大學而奮鬥的教育家和科學家。其中有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校長管唯炎､副校長､教授辛厚文､副校長､教授龔升和應用化學系主任溫元凱等等﹐就連很多在科大黨組織工作的幹部在環境的熏陶下也變得非常開明。

那麼﹐當年的中國科技大學究竟是什麼的樣呢﹖1986年十月到十一月﹐《人民日報》曾經分五次發表了長篇報道﹐題目叫“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1986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中思想最活躍的時候﹐《人民日報》也有很多記者和編輯為此做出了貢獻。這篇報道一開始就說﹕“在科大﹐不分資歷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同學派也能同台唱戲相互切磋。初次採訪的人總是問﹕為什麼這裡成了學術自由的樂土﹖方勵之說﹕學術自由源于政治民主﹐而政治民主又得益于分權制衡﹐即權力合理劃分﹐互相制約平衡。”

當年科大有以教授為主的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和職稱評定委員會﹐這些都不是聽命于黨委和校長的花瓶﹐而是有實在的權力的。科大實行的系主任負責制保障了系一級的獨立､防止了校一級的權力的過份干預。科大實行校務公開化﹐校長辦公會議對外公開﹐教職員可以去旁聽。每年召開一次教職工代表大會﹐校長向全校報告工作。學生代表大會也可以對學校的管理提出各種意見。校領導設意見箱和校長接待日﹐聽取教職工和學生的意見。在這樣一種制度和氣氛下﹐科大蒸蒸日上﹐成了舉國矚目的學術重鎮。

《人民日報》的那篇報道也從校長管唯炎提到了蔡元培﹐它說“195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的科大校長管唯炎﹐能忘記蔡元培先生是把‘民主自由､兼容並包‘聯在一起作為北大辦學原則的嗎﹖”

這就告訴我們﹐在80年代﹐中國知識界和教育界有過把蔡元培的教育理想轟轟烈烈地付諸實現的人。但是這種民主辦學和學術自由的實踐被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扼殺了。當時中國科技大學的領導班子等于被解散﹐中共中央從北京發出命令﹐把方勵之等人調出科技大學。科大成了反自由化的犧牲品。兩年後﹐隨著“六四”事件後對大學的清洗和對這段歷史的掩蓋和抹殺﹐80年代在中國很多大學一度活躍的以民主和自由為目標的教育改革被塵封了。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可以提蔡元培﹐卻不可以提方勵之的原因。

了解了這段歷史﹐我們就可以明白﹐儘管《讀書》雜誌上韓水法先生的“世上已無蔡元培”是對現實的深刻批判﹐但我們不妨再加一句話﹕“中國還有方勵之”。我們不但要牢記蔡元培將近一個世紀前的理想﹐更不能忘記方勵之等人就在20年前的奮鬥。畢竟﹐後者離我們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