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文革受难者专辑(之二)--姜狄
2004.09.29
王友琴：“当然写这些题材的书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文革不单单杀害这么多的人，而且还给所有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创伤，这些恐惧、对事实道德责任的回避深藏在心中。很多人仍在问‘我说这些事情，会有麻烦吗?会有监视我们谈话吗’ 。那种恐惧让我明白，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压迫和心理创伤有多么大。我在写作过程中，对人生以及历史有产生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也认识了对个人来说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德立场。”
从80年代初开始搜集资料，到2004年5月出版《文革受难者》，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系教授，资深文革学者王友琴整整花了20多年时间在寻找文革受难者的工作上。她说，自己是本著做人的基本道德观来独立从事这份工作。
王友琴： “当然写这些题材的书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文革不单单杀害这么多的人，而且还给所有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创伤，这些恐惧、对事实道德责任的回避深藏在心中。很多人仍在问‘我说这些事情，会有麻烦吗?会有监视我们谈话吗’ 。那种恐惧让我明白，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压迫和心理创伤有多么大。我在写作过程中，对人生以及历史有产生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也认识了对个人来说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德立场。”
受难者家属要承受失去亲人和无法表达悲痛的双重痛苦
王友琴透露，在她搜集资料的过程，受难者家属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形象给了她最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要承受失去家人以及无法表达哀悼悲痛的双重痛苦。
王友琴： “受难者家属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迫害，给他们精神造成非常大的创伤。我跟很多家属面对面谈话，他们的表情和眼神都曾经使我震惊，他们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非常痛苦，尽管在平常生活都已经把痛苦掩盖，让自己忘掉。实际上，他们心里面的悲痛是非常深重的。我觉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希望有地方记录这事情，就像中国人几千年传统，家里面死了人，是要修坟纪念的，因此压制关于文革记录的发表，也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因为家属的悲痛无法得到表达。”
在中国，研究文革历史，至今还算是一个禁忌，有关的作品，往往是点到即止，像《文革受难者》一样赤裸裸地揭露那个年头的丑恶和残酷的书籍，还是少之又少的。王友琴透露，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她曾经受到过一定的压力和威胁。
行凶者非但不道歉忏悔反而威胁作者
王友琴： “ (压力)是有的。我可以告诉你，也曾经有来威胁过我的人，就是那些曾经做过暴力行为的人，他们来威胁我，甚至有意思说要来打我，也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为什么你不淡忘历史。这也很令人震惊，在事情过去这么多年，这些人非但不道歉忏悔，反而来威胁，这是最严重，另外也有人说我妖魔化了红卫兵。我也收到过这样的信，说毛这样作为什么不可以，杀死这些人为什么不可以？说中国就是需要秦始皇。
“在书的前言里，我说过，文革不像德国，德国在二战后有非纳粹化的过程，首先是在组织上清除了纳粹分子。同时学者能够有机会对纳粹进行详细的反省，但是这中反省在中国没有，甚至现在还有人抱著文革的心态､甚至做法。但是大部分读者还是愿意接受事实，如果他们以前不知道就是因为不知道，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了事实，还要说，杀死这些人有什么关系。”
王友琴表示，在搜集资料以及撰写文章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受到官方什么压力，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政府开放了这方面的禁区。比如说，她所主持的网上文革纪念园，就在2002年3月突然被封锁，中国网民无法再连接到纪念园。
王友琴： “2002年3月中旬，网站忽然不通了，没有警告也没有通知。但是我想封锁网站的那边一定有机构在作这事情，其实这很令人担心，好象他们就是老天爷一样，是否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要像接受天气一样来接受这些禁令？”
《文革受难者》一书，是以659名受难者的故事为骨干展开，受难者的资料很清楚，但是就绝少提到作恶者的身份。王说，她并非为了刻意回避问题。她虽然没有在书中到底是谁造成这些罪恶，但是在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她就作出了简单的分析。
我们无法叫他们忏悔，但是至少要争取权利把事实讲出来
王友琴： “关于谁造成这些罪恶，我有比较基本的分析：第一，这是在毛的指挥领导鼓动下发生的，他还有具体的指示。比如说，沙坪被打死之后，她学校里面有一位副校长董光台，董光台父亲是共产党早年的重要人物，他的家人于是给毛写信，毛就毛批示把董给放了，可见毛是知道这些事情的。第二是因为有了红卫兵的组织，如果没有红卫兵，情况不会发展到这样的情况。第三是因为很多普通人人性恶的一面被煽动起来。
“对于到现在为止，这些参与坏事的人，他们不愿意承认面对这些事情，我们无法叫他们忏悔，但是至少争取权利把事情说出来。”
各位听众，这一集的《文革受难者》专辑到此为止。在下一集，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出版经过，并会邀请到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美国普林史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教授以及《文革受难者》出版人、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同大家就这本书作出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