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文革受难者专辑(之二)--姜狄
2004.09.29

王友琴:“当然写这些题材的书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文革不单单杀害这么多的人,而且还给所有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创伤,这些恐惧、对事实道德责任的回避深藏在心中。很多人仍在问‘我说这些事情,会有麻烦吗?会有监视我们谈话吗’ 。那种恐惧让我明白,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压迫和心理创伤有多么大。我在写作过程中,对人生以及历史有产生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也认识了对个人来说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德立场。”
从80年代初开始搜集资料,到2004年5月出版《文革受难者》,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系教授,资深文革学者王友琴整整花了20多年时间在寻找文革受难者的工作上。她说,自己是本著做人的基本道德观来独立从事这份工作。
王友琴: “当然写这些题材的书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文革不单单杀害这么多的人,而且还给所有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创伤,这些恐惧、对事实道德责任的回避深藏在心中。很多人仍在问‘我说这些事情,会有麻烦吗?会有监视我们谈话吗’ 。那种恐惧让我明白,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压迫和心理创伤有多么大。我在写作过程中,对人生以及历史有产生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也认识了对个人来说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德立场。”
受难者家属要承受失去亲人和无法表达悲痛的双重痛苦
王友琴透露,在她搜集资料的过程,受难者家属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形象给了她最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要承受失去家人以及无法表达哀悼悲痛的双重痛苦。
王友琴: “受难者家属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迫害,给他们精神造成非常大的创伤。我跟很多家属面对面谈话,他们的表情和眼神都曾经使我震惊,他们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非常痛苦,尽管在平常生活都已经把痛苦掩盖,让自己忘掉。实际上,他们心里面的悲痛是非常深重的。我觉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希望有地方记录这事情,就像中国人几千年传统,家里面死了人,是要修坟纪念的,因此压制关于文革记录的发表,也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因为家属的悲痛无法得到表达。”
在中国,研究文革历史,至今还算是一个禁忌,有关的作品,往往是点到即止,像《文革受难者》一样赤裸裸地揭露那个年头的丑恶和残酷的书籍,还是少之又少的。王友琴透露,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她曾经受到过一定的压力和威胁。
行凶者非但不道歉忏悔反而威胁作者
王友琴: “ (压力)是有的。我可以告诉你,也曾经有来威胁过我的人,就是那些曾经做过暴力行为的人,他们来威胁我,甚至有意思说要来打我,也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为什么你不淡忘历史。这也很令人震惊,在事情过去这么多年,这些人非但不道歉忏悔,反而来威胁,这是最严重,另外也有人说我妖魔化了红卫兵。我也收到过这样的信,说毛这样作为什么不可以,杀死这些人为什么不可以?说中国就是需要秦始皇。
“在书的前言里,我说过,文革不像德国,德国在二战后有非纳粹化的过程,首先是在组织上清除了纳粹分子。同时学者能够有机会对纳粹进行详细的反省,但是这中反省在中国没有,甚至现在还有人抱著文革的心态、甚至做法。但是大部分读者还是愿意接受事实,如果他们以前不知道就是因为不知道,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了事实,还要说,杀死这些人有什么关系。”
王友琴表示,在搜集资料以及撰写文章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受到官方什么压力,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政府开放了这方面的禁区。比如说,她所主持的网上文革纪念园,就在2002年3月突然被封锁,中国网民无法再连接到纪念园。
王友琴: “2002年3月中旬,网站忽然不通了,没有警告也没有通知。但是我想封锁网站的那边一定有机构在作这事情,其实这很令人担心,好象他们就是老天爷一样,是否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要像接受天气一样来接受这些禁令?”
《文革受难者》一书,是以659名受难者的故事为骨干展开,受难者的资料很清楚,但是就绝少提到作恶者的身份。王说,她并非为了刻意回避问题。她虽然没有在书中到底是谁造成这些罪恶,但是在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她就作出了简单的分析。
我们无法叫他们忏悔,但是至少要争取权利把事实讲出来
王友琴: “关于谁造成这些罪恶,我有比较基本的分析:第一,这是在毛的指挥领导鼓动下发生的,他还有具体的指示。比如说,沙坪被打死之后,她学校里面有一位副校长董光台,董光台父亲是共产党早年的重要人物,他的家人于是给毛写信,毛就毛批示把董给放了,可见毛是知道这些事情的。第二是因为有了红卫兵的组织,如果没有红卫兵,情况不会发展到这样的情况。第三是因为很多普通人人性恶的一面被煽动起来。
“对于到现在为止,这些参与坏事的人,他们不愿意承认面对这些事情,我们无法叫他们忏悔,但是至少争取权利把事情说出来。”
各位听众,这一集的《文革受难者》专辑到此为止。在下一集,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出版经过,并会邀请到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美国普林史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教授以及《文革受难者》出版人、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同大家就这本书作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