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當然寫這些題材的書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文革不單單殺害這么多的人，而且還給所有人帶來了精神上的創傷，這些恐懼、對事實道德責任的回避深藏在心中。很多人仍在問‘我說這些事情，會有麻煩嗎?會有監視我們談話嗎’ 。那种恐懼讓我明白，文革給人們造成的壓迫和心理創傷有多么大。我在寫作過程中，對人生以及歷史有產生了比較深刻的認識，也認識了對個人來說應該選擇什么樣的道德立場。”
從80年代初開始搜集資料，到2004年5月出版《文革受難者》，美國芝加哥大學中文系教授，資深文革學者王友琴整整花了20多年時間在尋找文革受難者的工作上。她說，自己是本著做人的基本道德觀來獨立從事這份工作。
王友琴： “當然寫這些題材的書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文革不單單殺害這么多的人，而且還給所有人帶來了精神上的創傷，這些恐懼、對事實道德責任的回避深藏在心中。很多人仍在問‘我說這些事情，會有麻煩嗎?會有監視我們談話嗎’ 。那种恐懼讓我明白，文革給人們造成的壓迫和心理創傷有多么大。我在寫作過程中，對人生以及歷史有產生了比較深刻的認識，也認識了對個人來說應該選擇什么樣的道德立場。”
受難者家屬要承受失去親人和無法表達悲痛的雙重痛苦
王友琴透露，在她搜集資料的過程，受難者家屬所組成的一個整体形象給了她最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要承受失去家人以及無法表達哀悼悲痛的雙重痛苦。
王友琴： “受難者家屬受到非常非常嚴重的迫害，給他們精神造成非常大的創傷。我跟很多家屬面對面談話，他們的表情和眼神都曾經使我震惊，他們提到這些事情的時候，都非常痛苦，盡管在平常生活都已經把痛苦掩蓋，讓自己忘掉。實際上，他們心里面的悲痛是非常深重的。我覺得他們中間大多數人希望有地方記錄這事情，就像中國人几千年傳統，家里面死了人，是要修墳紀念的，因此壓制關于文革記錄的發表，也是非常殘酷的事情，因為家屬的悲痛無法得到表達。”
在中國，研究文革歷史，至今還算是一個禁忌，有關的作品，往往是點到即止，像《文革受難者》一樣赤裸裸地揭露那個年頭的丑惡和殘酷的書籍，還是少之又少的。王友琴透露，在搜集資料過程中，她曾經受到過一定的壓力和威脅。
行兇者非但不道歉忏悔反而威脅作者
王友琴： “ (壓力)是有的。我可以告訴你，也曾經有來威脅過我的人，就是那些曾經做過暴力行為的人，他們來威脅我，甚至有意思說要來打我，也有人給我打電話，說為什么你不淡忘歷史。這也很令人震惊，在事情過去這么多年，這些人非但不道歉忏悔，反而來威脅，這是最嚴重，另外也有人說我妖魔化了紅衛兵。我也收到過這樣的信，說毛這樣作為什么不可以，殺死這些人為什么不可以？說中國就是需要秦始皇。
“在書的前言里，我說過，文革不像德國，德國在二戰后有非納粹化的過程，首先是在組織上清除了納粹分子。同時學者能夠有机會對納粹進行詳細的反省，但是這中反省在中國沒有，甚至現在還有人抱著文革的心態､甚至做法。但是大部分讀者還是愿意接受事實，如果他們以前不知道就是因為不知道，不是因為他們知道了事實，還要說，殺死這些人有什么關系。”
王友琴表示，在搜集資料以及撰寫文章的過程中，她并沒有受到官方什么壓力，但是這并不代表中國政府開放了這方面的禁區。比如說，她所主持的网上文革紀念園，就在2002年3月突然被封鎖，中國网民無法再連接到紀念園。
王友琴： “2002年3月中旬，网站忽然不通了，沒有警告也沒有通知。但是我想封鎖网站的那邊一定有机构在作這事情，其實這很令人擔心，好象他們就是老天爺一樣，是否到現在為止，我們還要像接受天气一樣來接受這些禁令？”
《文革受難者》一書，是以659名受難者的故事為骨干展開，受難者的資料很清楚，但是就絕少提到作惡者的身份。王說，她并非為了刻意回避問題。她雖然沒有在書中到底是誰造成這些罪惡，但是在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她就作出了簡單的分析。
我們無法叫他們忏悔，但是至少要爭取權利把事實講出來
王友琴： “關于誰造成這些罪惡，我有比較基本的分析：第一，這是在毛的指揮領導鼓動下發生的，他還有具体的指示。比如說，沙坪被打死之后，她學校里面有一位副校長董光台，董光台父親是共產党早年的重要人物，他的家人于是給毛寫信，毛就毛批示把董給放了，可見毛是知道這些事情的。第二是因為有了紅衛兵的組織，如果沒有紅衛兵，情況不會發展到這樣的情況。第三是因為很多普通人人性惡的一面被煽動起來。
“對于到現在為止，這些參与坏事的人，他們不愿意承認面對這些事情，我們無法叫他們忏悔，但是至少爭取權利把事情說出來。”
各位聽眾，這一集的《文革受難者》專輯到此為止。在下一集，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出版經過，并會邀請到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美國普林史頓大學教授余英時教授以及《文革受難者》出版人、開放雜志主編金鐘先生，同大家就這本書作出評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