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王友琴以一人之力便將659位死難者從“身於名俱滅”的絕境中挽救了出來，這真是起死回生的大功德……對于一個患了嚴重失憶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這部《文革受難者》真是一劑及時良藥。
王友琴博士花二十多年的時間才完成了《文革受難者》一書，她是這樣解釋成書和出版的過程的。
王友琴： “文革的時候是不可能去做(這件事)﹐但是在文革之後如果不做就是你的問題﹐而並非環境不許可。當然作的時候有很多的困難﹐但是如果下了決心去作﹐是可以一步步地作出來。這書有了50萬字﹐寫作過程很難過﹐因為工作的進展就是意味著發掘更多的死亡。但是我還是感到幸運﹐因為現在我們有機會可以說出事實真相﹐而且我現在還有時間､條件和能力作這樣的事情。”
王友琴說，在搜集跟整理了一定資料之后，就考慮到把資料公開的問題，她最初選擇了在网上建立一個文革紀念園。
王友琴： 這是在2000年10月16日的時候作上去的﹐就是巴金在1986年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但是到現在連影子也沒有。而現在网絡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机﹐因此我開始把這些人的故事開始放在網上﹐我也收到讀者的來信﹐有些人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也有人給我提供資料﹐比如說我的父親是怎樣自殺的﹐我的媽媽是怎樣被打死的。但是17個月之后﹐這個网站被封鎖了﹐很多大陸人告訴我他們上網的時候﹐這個網站就出現“此网站無法顯示”的句子﹐我想是北京政府封鎖的﹐因為這個網站只是在大陸無法看到。因此我就想應該印一本書﹐把事情白紙黑字地印下來﹐因此我重新整理資料。
《文革受難者》一書在今年5月20日，經由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出版人兼開放雜志主編金鐘透露，《文革受難者》一書非常難得，因此他去年跟王見面之后，就馬上決定要出版這本書。
金鐘： 大約是去年八、九月，我在紐約跟王博士見面，當時就談了有關出書的事情，后來經過八、九個月的時間才把書稿定下來。因為王在出書之前，她的相關工作已經有很多人知道，因為她建立网上紀念園，有相當的知名度，我們的圈子里面大家都知道她從事了很多年這方面的工作，所以在接受書稿之前，我們對她的工作都相當了解。而且她這書是獨一無二的，不像一些題材是一炒再炒的，她這工作在中國當今文化研究者中有首創獨創的意義，所以我們沒有猶豫地接受下來。
金鐘透露，《文革受難者》一書口碑相當不錯，在香港以及海外各地也有一定的銷路。
金鐘： 我們并沒有動員很大的力量來作廣告，但是上市之后，香港大書店都有銷售、發售，中間的口碑很不錯，賣得不錯，第二次印刷已經上市。
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美國普林史頓大學教授兼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為《文革受難者》一書寫了序言，盛贊這本書是“挽救記憶的偉大工程。”在序言中，余英時指出，“据比較保守的估計，整個文革時期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72万以上，而王友琴搜集到659人不過是韓愈所謂“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而已。但是除了极少數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級干部之外，這一百七十多万人都已經成了無名冤鬼。王友琴以一人之力便將659位死難者從“身於名俱滅”的絕境中挽救了出來，這真是起死回生的大功德……對于一個患了嚴重失憶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這部《文革受難者》真是一劑及時良藥。”
余英時教授在接受本台采訪時亦提到，王友琴在重重壓力困難之下，把一個個普通老百姓的資料挖掘出來，成為原始歷史資料，對將來歷史研究非常重要。
余英時： 她的工作基本上是把死亡人的資料整理出來，這是不容易的工作，都是些一般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但是像這些受迫害的人多，所以搜集這些資料對研究這一段歷史非常重要，如果不及時作，以后就沒有辦法。她的方法是訪問調查每個人，調查的非常徹底清楚，所以她能夠記錄六百多人的故事已經是不得了的成果。她是在重重阻礙之下，不是自由環境下的調查結果，很多人會阻礙她、也有人不愿意說，所以這本書的難得之處就在于她是在重重阻礙之下作出的調查。
香港開放雜志主編、《文革受難者》一書的出版人金鐘先生就指出，王是本著人道主義价值來面對中國上個世紀的歷史。
金鐘： 她是用人道主義的价值來面對中國苦難的歷史，作一個記錄，而這個記錄的角度跟中國習慣不一樣，中國的歷史比較著重於帝王將相，現在比較著重名流之輩，但是王的書重心是普通老百姓、歷史洪流中間的小人物，他們個人和家庭的悲劇。
各位听眾，今集的《文革受難者》專輯到此為止，在下一集，王友琴、余英時以及金鐘就會同大家分析一下中國人是怎樣面對上個世紀的歷史。請大家留意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