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 當然如果大家都不關心﹐只顧自己﹐這個民族就是沒有希望了﹐保存不保存史料已經不相干﹐等於是一個心如死灰的民族﹐只是顧目前短短的利害。我不相信所有人都是這樣﹐多數人是這樣﹐但總是有一些有心人﹐像王友琴一樣就是其中之一﹐我不認為人心會死光﹐但是很困難﹐因為中國很少有關心公益之士﹐都是各人自掃門前雪﹐所以記載史料比西方困難得多。
在二十世紀末，有關二戰時期猶太人被迫害的歷史材料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在50年前受過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如今都已接近生命的終點，很多人擔心再不加緊記載史料的工作，猶太人這一段苦難史，將會被時間所沖淡。
中國1949年之后從反右、大躍進、文革到六四事件的一段段歷史，一直沒有一個完整客觀的民間記錄。中國知識學術界就一在發出搶救歷史的呼聲，但是由于中國政府的限制，關于1949年之后，反右、文革等歷史的史料還是相當有限，而1989年六四事件，更是當局諱莫如深的禁區。
《文革受難者》一書的出版人、香港開放雜志總編金鐘表示，除了海外一些學者之外，大陸民間也有一些有新人在默默地從事記錄歷史的工作。
金鐘： 台灣的史學界﹐包括如已故的劉紹唐都曾經提出過“搶救歷史”的說法﹐現在海外，香港、台灣、美國都在作這些事情﹐他們都跟机构、大學、政府香港部門﹐可以說是利用体制的力量﹐民間的努力也有一部分﹐但是不太多。而在大陸﹐我們知道有一批中年學者﹐他們也在默默地作這樣的工作﹐用口述歷史的方式來記錄中國歷史。因為是非官方的工作﹐所以并不張揚﹐但是我們知道他們有作﹐例如最近有“尋找林昭的靈魂”這樣的紀錄片﹐導演是一位很優秀的民間工作者﹐他跟王友琴一樣﹐希望把上世紀這一段近代史上不可替代的歷史記錄下來﹐不至于隨著時間消失而被淹沒掉。當然﹐到底哪些書能夠發表﹐當然也是有限。
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美國普林史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博士就指出，《各家自掃門前雪》是中國人的陋習，要重整過去的慘痛歷史，會比西方社會困難得多，但是他認為人心不會死光。例如天安門母親運動創辦人丁子霖等人，也是在從事保存史料的工作。
余英時： “當然如果大家都不關心﹐只顧自己﹐這個民族就是沒有希望了﹐保存不保存史料已經不相干﹐等於是一個心如死灰的民族﹐只是顧目前短短的利害。 “我不相信所有人都是這樣﹐多數人是這樣﹐但總是有一些有心人﹐像王友琴一樣就是其中之一﹐我不認為人心會死光﹐但是很困難﹐因為中國很少有關心公益之士﹐都是各人自掃門前雪﹐所以記載史料比西方困難得多。 “大陸沒有人很熱心的事情﹐熱心都是在海外。但是也有人做這樣的工作﹐比如說天安門母親在擴大死亡名單﹐這也是保持史料的工作。”
余英時強調，搜集歷史原始資料自然是越快越好，但是，說到底，記憶總是在這里，只要政治气氛寬松下來，還是有可能可以重整歷史的。
余英時： “現在很難說樂觀不樂觀的問題﹐因為共產黨政權在那裡﹐這些東西永遠受阻礙﹐如果政治氣候變了之後﹐倒是可以更自由大量調查。所以將來調查要看政治氣候的改變。 “因為記憶總是在那里﹐死者的家人和后代總是在﹐像林昭的妹妹在美國也慢慢把事情說出來﹐總有人記得這些往事﹐就像往事並不如煙。但是如果要等到兩百年之後當然就沒有了﹐所以作這些工作還是越快越好﹐而且越有人開這些風气﹐就越有人注意﹐就越有人留下紀錄﹐雖然不一定能夠發表﹐像王友琴的書多出一點﹐就會鼓勵大家多寫﹐即使不發表，擺在那裡也算是保存史料。 “所以在大陸即使沒有出版﹐也還是有很多資料保存在那裡﹐比如一些人的日記﹐信件這樣也是保存下來了﹐所以說也不能那么悲觀。”
而開放雜志總編輯金鐘也較為樂觀的表示，隨著獨立團体的發展以及公民社會的成長，關于搶救歷史的工作，將來會有更多人加入。
金鐘： “官方知道這些活動﹐現在還沒有采取嚴厲行動來限制禁止﹐但是如果你要公開發表﹐他們就會有限制。但是這到底是歷史性的工作﹐跟官方利益沒有直接的關系﹐所以有些書也有機會能夠出版﹐比如章飴和的往事并不如煙也能夠出版。 “大陸正處在歷史性轉變過程中間﹐在這過程中﹐民間獨立於官方以外的獨立團体的發展是在一步步向良性方向發展。”
王友琴在談到搶救歷史這個話題的時候表示，其實很多中國人也希望能夠講真話。她認為，只有中國人努力起來，是可以重現歷史真面目的。她表示，這也是她撰寫《文革受難者》一書的原因。
王友琴： “人類普遍有遺忘、冷漠或者是因為畏懼強權而放棄道德原則的現象﹐但是同時也因為當局的一再禁止造成的。另一方面﹐假如我們來作﹐也并非完全不可為的。比如說在3月25日在俄羅斯出版了兩張光盤﹐光盤上有130万個受難者的名字﹐這是很小但是有奉獻精神一小組人的計划﹐他們也經過了很多年的努力來作的。我想我中國人努力來作﹐還是作得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