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文革受难者专辑(之四)-- 姜狄
2004.10.04
余英时： 当然如果大家都不关心﹐只顾自己﹐这个民族就是没有希望了﹐保存不保存史料已经不相干﹐等于是一个心如死灰的民族﹐只是顾目前短短的利害。我不相信所有人都是这样﹐多数人是这样﹐但总是有一些有心人﹐像王友琴一样就是其中之一﹐我不认为人心会死光﹐但是很困难﹐因为中国很少有关心公益之士﹐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所以记载史料比西方困难得多。
在二十世纪末，有关二战时期犹太人被迫害的历史材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在50年前受过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如今都已接近生命的终点，很多人担心再不加紧记载史料的工作，犹太人这一段苦难史，将会被时间所冲淡。
中国1949年之后从反右、大跃进、文革到六四事件的一段段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完整客观的民间记录。中国知识学术界就一在发出抢救历史的呼声，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限制，关于1949年之后，反右、文革等历史的史料还是相当有限，而1989年六四事件，更是当局讳莫如深的禁区。
《文革受难者》一书的出版人、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表示，除了海外一些学者之外，大陆民间也有一些有新人在默默地从事记录历史的工作。
金钟： 台湾的史学界﹐包括如已故的刘绍唐都曾经提出过“抢救历史”的说法﹐现在海外，香港、台湾、美国都在作这些事情﹐他们都跟机构、大学、政府香港部门﹐可以说是利用体制的力量﹐民间的努力也有一部分﹐但是不太多。而在大陆﹐我们知道有一批中年学者﹐他们也在默默地作这样的工作﹐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记录中国历史。因为是非官方的工作﹐所以并不张扬﹐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作﹐例如最近有“寻找林昭的灵魂”这样的纪录片﹐导演是一位很优秀的民间工作者﹐他跟王友琴一样﹐希望把上世纪这一段近代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记录下来﹐不至于随著时间消失而被淹没掉。当然﹐到底哪些书能够发表﹐当然也是有限。
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美国普林史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博士就指出，《各家自扫门前雪》是中国人的陋习，要重整过去的惨痛历史，会比西方社会困难得多，但是他认为人心不会死光。例如天安门母亲运动创办人丁子霖等人，也是在从事保存史料的工作。
余英时： “当然如果大家都不关心﹐只顾自己﹐这个民族就是没有希望了﹐保存不保存史料已经不相干﹐等于是一个心如死灰的民族﹐只是顾目前短短的利害。 “我不相信所有人都是这样﹐多数人是这样﹐但总是有一些有心人﹐像王友琴一样就是其中之一﹐我不认为人心会死光﹐但是很困难﹐因为中国很少有关心公益之士﹐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所以记载史料比西方困难得多。 “大陆没有人很热心的事情﹐热心都是在海外。但是也有人做这样的工作﹐比如说天安门母亲在扩大死亡名单﹐这也是保持史料的工作。”
余英时强调，搜集历史原始资料自然是越快越好，但是，说到底，记忆总是在这里，只要政治气氛宽松下来，还是有可能可以重整历史的。
余英时： “现在很难说乐观不乐观的问题﹐因为共产党政权在那里﹐这些东西永远受阻碍﹐如果政治气候变了之后﹐倒是可以更自由大量调查。所以将来调查要看政治气候的改变。 “因为记忆总是在那里﹐死者的家人和后代总是在﹐像林昭的妹妹在美国也慢慢把事情说出来﹐总有人记得这些往事﹐就像往事并不如烟。但是如果要等到两百年之后当然就没有了﹐所以作这些工作还是越快越好﹐而且越有人开这些风气﹐就越有人注意﹐就越有人留下纪录﹐虽然不一定能够发表﹐像王友琴的书多出一点﹐就会鼓励大家多写﹐即使不发表，摆在那里也算是保存史料。 “所以在大陆即使没有出版﹐也还是有很多资料保存在那里﹐比如一些人的日记﹐信件这样也是保存下来了﹐所以说也不能那么悲观。”
而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也较为乐观的表示，随著独立团体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成长，关于抢救历史的工作，将来会有更多人加入。
金钟： “官方知道这些活动﹐现在还没有采取严厉行动来限制禁止﹐但是如果你要公开发表﹐他们就会有限制。但是这到底是历史性的工作﹐跟官方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有些书也有机会能够出版﹐比如章饴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也能够出版。 “大陆正处在历史性转变过程中间﹐在这过程中﹐民间独立于官方以外的独立团体的发展是在一步步向良性方向发展。”
王友琴在谈到抢救历史这个话题的时候表示，其实很多中国人也希望能够讲真话。她认为，只有中国人努力起来，是可以重现历史真面目的。她表示，这也是她撰写《文革受难者》一书的原因。
王友琴： “人类普遍有遗忘、冷漠或者是因为畏惧强权而放弃道德原则的现象﹐但是同时也因为当局的一再禁止造成的。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来作﹐也并非完全不可为的。比如说在3月25日在俄罗斯出版了两张光盘﹐光盘上有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这是很小但是有奉献精神一小组人的计划﹐他们也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来作的。我想我中国人努力来作﹐还是作得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