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文化大革命與愛因斯坦(上)--寒山


2004.09.09

愛因斯坦不但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科學家﹐也是人類科學史上可以和牛頓並列的少數傑出科學天才之一。但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毛澤東“造反有理”和批倒批臭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號召下﹐愛因斯坦卻被“揪”了出來﹐成了大批判的靶子。今天在人們對文革中的瘋狂和荒謬逐漸淡忘的時候﹐重溫這段歷史是很有必要的。

對愛因斯坦的批判開始于1968年春天。根據革命造反派的理論﹐當時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裡奪權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在自然科學戰線上從反動學術權威那裡把理論權力奪過來。愛因斯坦之所以成為批判對象﹐有著多種原因。第一﹐他是西方最有影響的科學家﹐批倒了他就批倒了西方科學。用當時的話來說﹕“只有革相對論的命﹐自然科學才能前進。”第二﹐愛因斯坦受奧地利物理學家和哲學家馬赫的影響很深﹐而馬赫的經驗批判主義曾經受到列寧的批判。第三﹐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認為時間和空間是相對的﹐取決于觀察者所使用的參照系﹐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有相對主義和唯心論的嫌疑﹔而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則認為宇宙在時間和空間上最終是有限的﹐這又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為物質和運動是無限的信念相衝突。

當時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一個大批判組織﹐叫做“‘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由于這個學習班提出“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相對論﹐革相對論的命”﹐它就被簡稱為“批判相對論學習班”。

1968年6月這個學習班寫出了第一篇文章在內部傳閱﹐被稱為“批判相對論的開端”。文章說批判相對論是落實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十六條”﹐“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治﹐從而鞏固無產階級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對論被說成是“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的相對主義”﹐光速不變的原則“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資產階級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終結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生產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學是人類科學極限的反動政治觀點。”這篇文章被送到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那裡﹐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在把批判愛因斯坦的運動推向全國。

毛澤東多年的秘書、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直接領導了這場運動。他多次對運動做出指示和部署﹐派專人常駐學習班﹐指使《紅旗》雜誌派編輯去學習班幫助修改批判文章﹐準備在《紅旗》雜誌上發表。1970年4月3日﹐陳伯達來到北大召集會議﹐號召對愛因斯坦發動群眾性的批判運動。他甚至要中小學生也來批判愛因斯坦﹐說他們“思想活躍、眼光敏銳、興趣廣泛、很有生氣。”他還提出要召開批判愛因斯坦的萬人大會。在他的催促下﹐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專門派了一名軍代表負責領導運動﹐成立了“相對論批判辦公室”﹐出版了《相對論問題討論》。這份雜誌的第一期出版于1970年6月﹐在編者按中﹐第一句話就是陳伯達1966年的名言﹕“人類的文化是從東方開始的﹐後來轉到了西方﹔經過一次往返﹐現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東方。”這期雜誌上還傳達了陳伯達的最新指示﹐要求科學家向中小學生學習﹐“創造出資產階級老爺們臆想不到的奇跡﹐把牛頓、愛因斯坦遠遠拋在後面﹐響亮地發出無產階級的聲音。”

《相對論問題討論》第一期出版後在全國發行﹐一些科學和教育部門緊緊跟上﹐把這個批判運動當作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部署的重大任務。他們開座談會﹐辦學習班﹐部署筆杆子寫文章﹐一時鬧得不亦樂乎。特別在張春橋和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批判愛因斯坦的運動很快形成了一個新的中心﹐以復旦大學為基地﹐和被陳伯達控制的以中科院為中心的北京批判運動爭奪控制權。

對愛因斯坦的批判在1970年以後有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我們下次再接著介紹。

(本文的材料主要來自于屈敬誠、許良英1984-1985年發表于《自然辯証法研究》雜誌上的有關文章﹐在此向他們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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