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文化大革命与爱因斯坦(上)--寒山
2004.09.09
爱因斯坦不但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也是人类科学史上可以和牛顿并列的少数杰出科学天才之一。但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毛泽东“造反有理”和批倒批臭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号召下﹐爱因斯坦却被“揪”了出来﹐成了大批判的靶子。今天在人们对文革中的疯狂和荒谬逐渐淡忘的时候﹐重温这段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开始于1968年春天。根据革命造反派的理论﹐当时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在自然科学战线上从反动学术权威那里把理论权力夺过来。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批判对象﹐有著多种原因。第一﹐他是西方最有影响的科学家﹐批倒了他就批倒了西方科学。用当时的话来说﹕“只有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第二﹐爱因斯坦受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的影响很深﹐而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曾经受到列宁的批判。第三﹐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取决于观察者所使用的参照系﹐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相对主义和唯心论的嫌疑﹔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则认为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最终是有限的﹐这又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物质和运动是无限的信念相冲突。
当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织﹐叫做“‘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于这个学习班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它就被简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1968年6月这个学习班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在内部传阅﹐被称为“批判相对论的开端”。文章说批判相对论是落实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十六条”﹐“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对论被说成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光速不变的原则“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结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极限的反动政治观点。”这篇文章被送到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那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把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推向全国。
毛泽东多年的秘书、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直接领导了这场运动。他多次对运动做出指示和部署﹐派专人常驻学习班﹐指使《红旗》杂志派编辑去学习班帮助修改批判文章﹐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1970年4月3日﹐陈伯达来到北大召集会议﹐号召对爱因斯坦发动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他甚至要中小学生也来批判爱因斯坦﹐说他们“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兴趣广泛、很有生气。”他还提出要召开批判爱因斯坦的万人大会。在他的催促下﹐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专门派了一名军代表负责领导运动﹐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出版了《相对论问题讨论》。这份杂志的第一期出版于1970年6月﹐在编者按中﹐第一句话就是陈伯达1966年的名言﹕“人类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转到了西方﹔经过一次往返﹐现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东方。”这期杂志上还传达了陈伯达的最新指示﹐要求科学家向中小学生学习﹐“创造出资产阶级老爷们臆想不到的奇迹﹐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响亮地发出无产阶级的声音。”
《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出版后在全国发行﹐一些科学和教育部门紧紧跟上﹐把这个批判运动当作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部署的重大任务。他们开座谈会﹐办学习班﹐部署笔杆子写文章﹐一时闹得不亦乐乎。特别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以复旦大学为基地﹐和被陈伯达控制的以中科院为中心的北京批判运动争夺控制权。
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在1970年以后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们下次再接著介绍。
(本文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屈敬诚、许良英1984-1985年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上的有关文章﹐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