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文化大革命与爱因斯坦 (下)-- 寒山

我们在上两周介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极左派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这个运动从196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四人帮垮台。那么﹐当时的中国科学家是怎样对付这场运动的呢﹖

当运动在北京发起后﹐北京的科学家们在政治压力下违心地参与了运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和物理有关的研究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很多科学家们受所在单位的指派﹐参加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但是当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发展到过于荒谬可笑的地步时﹐很多科学家不顾压力﹐抵制了运动。例如﹐就在陈伯达亲自去北京大学发动群众起来批判爱因斯坦不久﹐“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按照陈的布置﹐把一篇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交给《红旗》杂志准备发表。消息传到了北京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那里后﹐周立刻找到主管大批判的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对刘说如果这样草率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将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

《红旗》杂志后来把这篇文章撤了下来。周培源先后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过物理﹐还到爱因斯坦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去过﹐对西方科学比较了解﹐对爱因斯坦十分崇敬。当林彪事件给文革的极左政策带来挫折后﹐周培源在一次会议上说相对论是物理学上的三大革命之一﹐使上海的极左派十分恼火﹐他们立刻发表文章质问说﹕如果相对论是革命﹐那么批判相对论的人不就成了反革命吗﹖

有一次﹐“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中有人想把相对论和当时正在发生的中苏边境冲突联系起来进行批判。他们提出一项指控﹐说如果按照相对论﹐在宇宙中发生的事件没有绝对的先后﹐要按照各自的参考系来定﹐那么在中苏边境冲突中谁开第一枪这个问题不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吗﹖我们又怎么能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呢﹖这项罪名一下就把相对论和“国际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谁要是不同意就是为苏联辩护。

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学家竺可桢指出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从而否定了这项罪名。他说苏联和中国同处于地球上﹐属于同一个参考系。

不但如此﹐在“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出版的第一期 相对论问题讨论中﹐北京的一些科学家甚至设法把一篇对狭义相对论进行客观评价的文章也放了上去﹐使得上海的极左派非常恼火﹐说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中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路线在上海﹐反动路线在北京﹐北京对爱因斯坦是明批暗保。

那么﹐对于这场运动﹐毛泽东是怎样的态度呢﹖虽然中共方面至今没有公布有关文件档案﹐但我们可以想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毛泽东是不会不知道的。当时上海和北京两个大批判组的文章都送给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审阅﹐文件很多是用大号铅字印刷的﹐这是专门为视力不佳的毛泽东作的安排。

1970年﹐有一次上海批判组收到北京方面传来的话﹐说中央最高领导人觉得他们写的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好懂。听到这个消息后﹐根据姚文元的指示﹐上海批判组又对文章作了修改。这些都说明﹐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至少是在毛泽东默许下进行的。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不但对基础科学有浓厚兴趣﹐而且对科学理论的态度比较开明﹐但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在他眼皮下畅通无阻地进行﹐这个事实充份说明毛泽东的所谓“开明”只是对那些符合他政治需要的科学﹐例如证明物质无限可分､时间空间无限的科学假说﹐因为它们可以用来证明矛盾和斗争永远存在﹐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服务。而对于那些不符合他的哲学观点的科学﹐哪怕是象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大师﹐他也放手让极左派去长期批判。

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最终以四人帮的垮台而告终。我们今天回顾这场运动﹐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下﹐再荒谬和没有根据的指控和批判﹐只要是符合一时的政治需要､有政治权力支持﹐也能够变成现实。今天在中国当然已经没有人会去批判爱因斯坦﹐但产生那场运动的土壤究竟有多少已经被彻底铲除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