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上兩周介紹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以陳伯達和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極左派對愛因斯坦的批判運動。這個運動從1968年開始﹐一直延續到四人幫垮臺。那麼﹐當時的中國科學家是怎樣對付這場運動的呢﹖
當運動在北京發起後﹐北京的科學家們在政治壓力下違心地參與了運動。中國科學院下屬的和物理有關的研究所､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有很多科學家們受所在單位的指派﹐參加了“批判相對論學習班”。但是當對愛因斯坦的批判發展到過于荒謬可笑的地步時﹐很多科學家不顧壓力﹐抵制了運動。例如﹐就在陳伯達親自去北京大學發動群眾起來批判愛因斯坦不久﹐“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按照陳的佈置﹐把一篇批判愛因斯坦的文章交給《紅旗》雜誌準備發表。消息傳到了北京大學副校長､物理學家周培源那裡後﹐周立刻找到主管大批判的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劉西堯﹐對劉說如果這樣草率的文章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將會損害中國的國際聲譽。
《紅旗》雜誌後來把這篇文章撤了下來。周培源先後在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學習過物理﹐還到愛因斯坦所在的普林斯頓大學去過﹐對西方科學比較了解﹐對愛因斯坦十分崇敬。當林彪事件給文革的極左政策帶來挫折後﹐周培源在一次會議上說相對論是物理學上的三大革命之一﹐使上海的極左派十分惱火﹐他們立刻發表文章質問說﹕如果相對論是革命﹐那麼批判相對論的人不就成了反革命嗎﹖
有一次﹐“批判相對論學習班”中有人想把相對論和當時正在發生的中蘇邊境衝突聯係起來進行批判。他們提出一項指控﹐說如果按照相對論﹐在宇宙中發生的事件沒有絕對的先後﹐要按照各自的參考系來定﹐那麼在中蘇邊境衝突中誰開第一槍這個問題不就變得沒有意義了嗎﹖我們又怎麼能說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侵略呢﹖這項罪名一下就把相對論和“國際階級鬥爭”聯係了起來﹐誰要是不同意就是為蘇聯辯護。
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生物學家竺可楨指出了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從而否定了這項罪名。他說蘇聯和中國同處于地球上﹐屬于同一個參考系。
不但如此﹐在“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出版的第一期 相對論問題討論中﹐北京的一些科學家甚至設法把一篇對狹義相對論進行客觀評價的文章也放了上去﹐使得上海的極左派非常惱火﹐說批判愛因斯坦的運動中有兩條路線的鬥爭﹐正確路線在上海﹐反動路線在北京﹐北京對愛因斯坦是明批暗保。
那麼﹐對于這場運動﹐毛澤東是怎樣的態度呢﹖雖然中共方面至今沒有公佈有關文件檔案﹐但我們可以想象﹐在文化大革命中﹐這樣一場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毛澤東是不會不知道的。當時上海和北京兩個大批判組的文章都送給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組審閱﹐文件很多是用大號鉛字印刷的﹐這是專門為視力不佳的毛澤東作的安排。
1970年﹐有一次上海批判組收到北京方面傳來的話﹐說中央最高領導人覺得他們寫的批判相對論的文章不好懂。聽到這個消息後﹐根據姚文元的指示﹐上海批判組又對文章作了修改。這些都說明﹐批判愛因斯坦的運動至少是在毛澤東默許下進行的。
很多人認為﹐毛澤東不但對基礎科學有濃厚興趣﹐而且對科學理論的態度比較開明﹐但批判愛因斯坦的運動長期以來一直在他眼皮下暢通無阻地進行﹐這個事實充份說明毛澤東的所謂“開明”只是對那些符合他政治需要的科學﹐例如證明物質無限可分､時間空間無限的科學假說﹐因為它們可以用來證明矛盾和鬥爭永遠存在﹐為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服務。而對于那些不符合他的哲學觀點的科學﹐哪怕是象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大師﹐他也放手讓極左派去長期批判。
對愛因斯坦的批判最終以四人幫的垮臺而告終。我們今天回顧這場運動﹐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制度下﹐再荒謬和沒有根據的指控和批判﹐只要是符合一時的政治需要､有政治權力支持﹐也能夠變成現實。今天在中國當然已經沒有人會去批判愛因斯坦﹐但產生那場運動的土壤究竟有多少已經被徹底剷除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