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我选择了自由”(上) --寒山

200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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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的政治参赞陈用林先生脱离了中国领事馆﹐表示和中共自1989年六四以来的政治高压手段﹐尤其是镇压法轮功的政策一刀两断。

陈用林的出走显示了中共政治精英集团内部深刻的分歧和矛盾﹐也告诉人们即使在既得利益集团中﹐道义原则和人类良知也还是有广泛的号召力。陈用林事件的深刻意义还在于﹐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多年的今天﹐成千上万中国学生和学者可以去西方国家尤其是自由开放的美国学习和定居﹐无数贪官污吏更是轻轻松松地把掠夺来的财富转移到海外﹐然后当投资移民。如果陈用林就是为了想在西方世界生活﹐他本来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没有必要选择这条不归路。例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位前秘书就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读了一个历史学位﹐然后在纽约的一个大学找到了教职。

从陈用林的出走﹐人们可以联想到许多类似的案例﹐即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官或者以各种非外交官身份活动的官员﹐如记者和贸易代表等等﹐脱离本国统治集团投奔自由世界。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在这些案例中比较早、比较特殊、后来和中国也有过一段关系的一件往事。

1944年4月4日﹐苏联驻美国采购团副团长维克多.克拉夫钦科在华盛顿宣布脱离苏联政府﹐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在获得了政治庇护之后﹐他用两年时间写了一本书﹐题目叫做《我选择了自由》﹐1946年出版后成了当年的畅销书。

克拉夫钦科1905年出生于一个老革命家庭﹐父亲在十月革命前很久就是布尔什维克。他本人1929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参加了3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抽调到红军中工作﹐后来因为是技术专家﹐所以被选派到赴美国采购战争物资的代表团中。当时美国对苏联和其它反法西斯国家提供了巨额援助﹐每个国家都希望能从美国得到尽量多的武器和其它物资﹐所以都把本国最信任的专家派到美国从事选购和谈判。

从克拉夫钦科的背景、经历和身份中﹐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40岁不到就身居要职、前程远大的苏联官员会背叛自己的政权﹐更何况当时苏联虽然已经度过了卫国战争最危险的的时刻﹐但仍然在和德国苦战。在这样的时候克拉夫钦科理应为培养他的这个制度多多效劳。

那么﹐是什么使得克拉夫钦科不但放弃了自己在苏联的前程﹐而且不顾在关键时刻叛国出走的罪名投奔美国呢﹖克拉夫钦科说正是他在30年代参加农业集体化的经历使得他对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产生了厌恶﹐埋下了反叛的种子。

苏联30年代的集体化是消灭小农﹐建立集体农庄﹐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变成国家控制的农业劳动力。这个运动就象中国的人们公社化运动一样﹐在很多地方对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30年代的大饥荒。当时苏联党和政府从城市里抽调了大量干部和工人到农村去建立集体农庄﹐镇压农民的反抗﹐强行夺走他们的口粮。克拉夫钦科就是许许多多被派下乡的干部之一。他亲眼目睹了乌克兰农村遍地饿殍的凄惨景象。但使他更震惊的﹐是有一天他在灾区的一个政府仓库里﹐发现了大量的从上一年保存下来的粮食﹐而那正是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农民被饿死的时候。饥荒是难免的﹐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但见死不救、任凭粮食堆在仓库发霉也不拿出来救命﹐这是毫无人性。

克拉夫钦科投奔西方的时候﹐苏联正和美国结成同盟和法西斯国家作战。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因为苏联是自己的盟国就和莫斯科作交易﹐牺牲克拉夫钦科。但美国以及西方的一般舆论对苏联都是以正面报道为主。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过《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杜伦迪对苏联的报道就是以正面形象为主。人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克拉夫钦科的话。克拉夫钦科以自己从早年投身革命到逐渐了解真相和幻灭的经历告诉他们﹕“苏联人民正在被独裁领袖和秘密警察严密控制著﹐难以把他们的意见和希望告诉世界﹐所以我要揭破一切﹐警告人们﹐不要在自欺欺人。”很多年过后﹐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披露出来后﹐人们才想起克拉夫钦科和他的警告﹐蔡相信他并没有为了自己在美国留下来而编造谎言﹐诋毁自己的国家。

克拉夫钦科的书出版的时候﹐中国正是国共内战的关口。他的这本书在中国也引起了一阵风波。我们下次再接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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