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從誰為李大釗送葬想到誰在紀念趙紫陽--寒山

上海文匯讀書週報去年夏天刊登了一篇文章﹐近日來在海內外網站上流傳開來。文章的題目是“是他們厚葬了李大釗”。

李大釗是上個世紀20年代在中國傳播共產主義､和蘇俄發生聯係並組建中國共產黨的關鍵人物﹐後來以和蘇俄裡通外國為罪名被北洋軍閥在北京判處死刑。他後來成了共產黨的頭號烈士﹐其名字一直被用來教育青少年﹐讓人們知道共產黨的崇高﹐更要讓他們覺得自己欠共產黨的實在太多﹐祖祖輩輩都還不清。

但李大釗這個名字在現在的年青人中間不象過去那麼響亮了﹐原因是畢竟現在的中國不是只有和共產黨有關的信息才得到傳播。但在過去﹐從50年代到70年代甚至80年代﹐我們所讀到､聽到和看到的幾乎全都是“黨”有關的。在人物方面﹐除了古代和近代史的人物﹐其它所有能夠刊登出來的人名要麼是共產黨﹐要麼就是反共產黨﹐國際國內都是如此。當時﹐任何一個中小學生都可以講上起碼幾十個共產黨烈士的故事﹐比期末考試還要容易。他們的心中裝滿了共產黨塞進來的東西。因此﹐可以說共產黨獨霸了中國人的知識世界長達30年。

今天﹐李大釗的名字雖然還在中小學歷史課本上﹐但在一般的報紙雜誌上出現的頻率畢竟已經大大減少﹐被各種各樣的明星搶去了風頭。

但是﹐上海文匯讀書週報刊登的這篇文章卻不是要幫共產黨把李大釗這碗烈士的冷飯端出來再炒一炒﹐放在今天青少年思想教育的飯桌上﹐而是要告訴讀者一個共產黨從來不提的事實﹕在李大釗被殺後﹐出來替他收尸､買棺材､下葬和舉行公祭的人中﹐沒有一個是他的同志。李大釗雖然一直在蘇俄駐北京大使館裡進進出出﹐甚至在那裡接待青年朋友﹐但他的公開身份是北京大學教授和北大圖書館長。這些出面替他辦理後事的人多半是他在北京大學的同事和在文化界的朋友﹐如梁漱冥､胡適､周作人､章士釗､沈尹默､劉半農､錢玄同､傅斯年等等。他們當中的多數﹐在共產黨當政後都被說成是黨的死敵。

那麼﹐為什麼共產黨人不出面替李大釗辦理後世呢﹖如果說他們在北京害怕暴露的話﹐那麼遠在廣東和上海的那些共產黨人為自己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長者捐一點錢總可以吧﹖當時他們不是從蘇俄那裡得到大筆津貼嗎﹖拿一兩百盧布出來總不難吧﹖但我們在捐款的名單上就是看不到共產黨人的名字。

在上個世紀20年代中國思想界有“南陳北李”之說﹐北李指的是李大釗﹐“南陳”則是陳獨秀﹐他們兩人代表了嚮往蘇俄和共產主義的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後來一起創立了中國共產黨﹐擔任過總書記。但是和李大釗一樣﹐陳獨秀1943年在四川江津病死後也沒有一個共產黨人出面為他辦理後事﹐倒是文化界的很多人出面表示悼念。陳獨秀因為和蘇聯以及中共黨內的主流派意見分歧﹐在1927年以後脫離了中共﹐但他畢竟是中共黨內的第一代元老﹐在思想上對毛澤東這些後生影響非常大﹐為黨做過無可替代的貢獻。因此他死後中共以他叛黨為名無動于衷﹐更不要說實質性的悼念﹐實在是薄情寡義之至。

從李大釗和陳獨秀﹐想到了去世不久的趙紫陽。在80年代﹐趙紫陽的名字可以說翻開每天的報紙都可以看到。他當過總理﹐也當過總書記。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和他的名字是分不開的。就算我們接受“六四”以後共產黨的說法﹐趙紫陽犯了錯誤﹐但起碼他也作過貢獻。他在1989年犯過錯誤﹐但在那之前他還是黨和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長達將近十年﹐那段時間是中共改革史的開端。但趙紫陽死後﹐中共的報紙只用幾行字作了最簡短的報道﹐在中共官僚等級中連一個省市級領導人的規格都不到﹐恐怕還不如一個勞動模範。不但如此﹐出于對這位前任總書記的恐懼﹐中共竟然把對趙紫陽喪事的處理上昇到有關國家安全的高度﹐耗費了大量人力和物力進行監恐﹐對喪事的規模和參加悼念的人數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種對自己政黨的前領袖的恐懼﹐在當今世界恐怕也只有在中國才能見到。

因此﹐和李大釗､陳獨秀一樣﹐歷史在趙紫陽的喪事上又重演了一番。但還不止于此。和陳､李兩位的喪事一樣﹐在公開場合向這位前共產黨總書記表示悼念和敬意的﹐很多並不是他過去黨內的同志﹐而是被黨視為死敵和異己的人物。

從對待自己領袖的喪事中﹐人們也能看到一點中共作為一個政治集團的一個重要特征﹐這就是缺乏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