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上次節目中談到教皇保羅二世在結束冷戰､摧毀柏林牆過程中的作用。接著我們開始介紹英國坎特伯雷大教長休立特.約翰森和共產黨國家之間的關係。約翰森走的是一條和教皇保羅二世完全不同的道路。從1931年到1963年﹐約翰森擔任了32年的大教長﹐成了英國甚至整個新教世界最有影響的神職人員之一﹐他對共產黨國家的讚美給他帶來了“紅色教長”的綽號。
約翰森在三十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兩次訪問了蘇聯﹐出版了兩本書。在約翰森看來﹐西方世界完全沒有道德的基礎﹐是罪惡的淵溯﹐而蘇聯簡直就是基督教要建立的天國在人間的翻版。他說“我們的制度是由利潤來推動的﹐信奉的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在這樣的制度下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西方社會競爭壓倒一切﹐生產和分配沒有合理的規劃﹐所以會有財富的不合理使用甚至驚人的浪費﹐既有百萬富翁﹐更有身無分文的窮光蛋﹐在高樓大廈下面就是貧民窟。而在蘇聯﹐整個社會建立在合作和集體的原則上﹐這樣財富就能按照科學的原則來分配和使用。
他說﹕“這種新的經濟道德自然地帶來了對于人類生活的新態度。個人﹐所有個人都同時既是手段也更是目的。每一個人的潛力的發展都得到了最充份的機會和鼓勵。”他說在西方國家和世界其它地方﹐基督教的原則看來是完全不著邊際的夢想﹐而在蘇聯這些原則正在變成現實。因此﹐蘇維埃社會在本質上就是基督教的和文明的。
約翰森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見。他感到斯大林完全和西方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樣。他不但是一個仁慈開明風趣幽默的人﹐而且作為一個領袖﹐他一點都不想把持權力。他說﹕“斯大林根本不是那種東方式的獨裁者。他的新憲法證明了這一點。他隨時都樂意放棄權力的精神證明了這一點。他不想給自己加上更多權力的表現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帶領他的人民實踐他們並不熟悉的民主更證明了這一點。不然的話﹐他完全可以毫不費事地把權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按照舊的方式來統治。”
在約翰森看來﹐西方世界充斥著邪惡､腐敗和淫亂﹐而“俄國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道德的地方。我在那裡的幾個月中﹐無論在大小城鎮﹐在鄉下還是海邊﹐在大路還是在小巷﹐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我從來沒有看到一點點我不想讓一個年輕女孩看到的東西。”
五十年代初﹐約翰森又訪問了中國﹐在1953年出版了《中國﹕新的創造性時代》。他在中國發現了二十年前在蘇聯發現的東西﹕人間天國。他說﹕“中國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戲劇﹐它對貪婪的憎惡和基督教完全一致”﹐中國“正在把人從物質佔有的本能中解放出來﹐為建立在更高基礎上的新社會鋪平道路。”
和對斯大林的描繪相類似﹐約翰森告訴西方人﹐毛澤東不但根本不是那種東方式的獨裁者﹐從他的臉上的表情人們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非常和善和具有同情心的人﹐時刻關心別人的需求､別人的困難和別人的麻煩”。
約翰森在中國還發現了“中國共產主義已經把冰冷的技術變成人與人之間溫暖交流的渠道。當一個人走進他的實驗室､他的田野､他的工廠的時候﹐他心中有一種對于社會和生活的全新的概念。他和他的工作夥伴成了正在蓬勃發展的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的小我消失了。我們夢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國實現了。“
約翰森對中共的知識分子改造政策也讚美不已。他說﹕“在毛澤東的教育下﹐中國的藝術家和作家走出了他們的小天地﹐不再迴避現實。他們走進了田野､工廠和軍營﹐邊生活邊寫作﹐他們的作品表達了他們和人民共享的情感。”
不但如此﹐當約翰森回到英國的時候﹐他告訴英國人中國根本沒有發生迫害基督教傳教士和教徒的事件。當時正是朝鮮戰爭期間﹐中共製造了美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細菌戰的謠言﹐約翰森把中共的宣傳材料帶回英國﹐在西方散佈這個謠言。
那麼﹐約翰森為什麼會對共產黨國家如此鐘情呢﹖他的思想和觀點在基督教世界中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們下次再接著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