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坎特伯雷“红色大教长”约翰森(3)--寒山

和共产主义作斗争﹐除了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意识形态观念来对抗独裁和专政之外﹐还要有宗教和精神信念来对抗极权主义的伪宗教。

我们在前两次节目中介绍了英国坎特伯雷大教长约翰森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的赞美。那么﹐是什么使得基督教世界的这样一个大人物对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国家如此情有独钟呢﹖

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在历史上﹐基督教会对道德乌托邦一直有强烈的向往﹐对改造人性始终有浓厚的兴趣。

例如15世纪以后﹐美洲大陆的发现就被天主教会认为是上帝赐予他们的最后一块建立人间天国的净土。在他们眼中﹐美洲土著居民远离被物质生活和尘世欲望所污染的欧洲大陆﹐他们天真纯洁﹐但悟性很高﹐是理想的塑造基督徒的材料。当时天主教会的多米尼加派､法兰西斯派和耶稣会都派遣大量的传教士去拉丁美洲。他们把15世纪乌托邦思想家托马斯 莫尔的理想和基督教义相结合﹐在拉美建立了很多乌托邦社区﹐企图在封闭的环境下把土著居民塑造成比欧洲人更正统的天主教徒。不用说﹐这种出于宗教目的对美洲土著居民的美化是一厢情愿和不符合实际的﹐在实践中所有此类乌托邦都失败了。但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人们就不难理解基督教会对20世纪以国家政权名义来建立道德乌托邦的好感了。

其次﹐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使得基督教会中很多人对社会丧失了信心﹐从而寄希望于一个可供替代的社会制度﹐哪怕建立这个制度要付出很大代价。约翰森对苏联大力赞美的时候﹐西方正是出于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约翰森猛烈批判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病﹐例如为了阻止价格下跌﹐政府出资让农民削减生产﹐销毁大量农产品﹐在此同时却有难以计数的人饥寒交迫﹐以及一方面很多工厂倒闭﹐生产设备闲置﹐另一方面大量工人失业。

约翰森认为这都是因为在私有制下人人都追求利润﹐整个社会生产没有统一计划﹐供需难免失调。而在苏联和中国的制度下﹐私有制被废除﹐没有盲目竞争﹐生产服从社会需要﹐因此就不会产生这种怪现象。在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约翰森认为西方社会信奉个人主义和物质至上﹐导致了自我膨胀和精神空虚。

当然﹐约翰森所批判的西方社会的消极面是存在的﹐但毫无疑问他只看到了西方社会的黑暗面﹐既没有看到西方民主社会自我调整的能力﹐也完全不顾西方社会建立在宗教规范和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之上的良好道德风尚。

在西方教会人士中﹐象约翰森这样的人一度非常多。和约翰森同时访问苏联的英国贵格教会人士巴克斯顿说“和我们的社会相比﹐苏联社会更建立在信念､希望和善心之上”。甚至到了70年代﹐就在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皇之前﹐天主教会还发起过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话的讨论。当时梵蒂冈为了和中共建立联系﹐曾经说“毛泽东思想也反映了基督教价值”。天主教巴西大主教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发表纪念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诞辰五百周年时说今天应该以阿奎那当年对待亚里斯多德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这就是说天主教会应该吸收马克思的思想﹐就象五百年前它吸收古希腊哲学一样。

回顾历史﹐值得庆幸的是﹐罗马天主教会在七十年代选择了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皇﹐从而在冷战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时刻确立了坚定的立场﹐站在自由民主阵营一边﹐用精神力量支援苏联东欧人民反对极权暴政的斗争。我们今天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在东欧有著深厚历史渊源的天主教会站在人民一边﹐如果没有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抗﹐苏联东欧的演变会是怎样一个结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和共产主义作斗争﹐除了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意识形态观念来对抗独裁和专政之外﹐还要有宗教和精神信念来对抗极权主义的伪宗教。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和宗教组织的社会﹐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