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很多人都在談論剛剛去世的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趙先生1989年在中共總書記任上時堅持用民主和理性的方法解決中共和學生以及知識分子之間的衝突﹐最後不但被中共以“分裂黨”的罪名解除所有職務﹐而且剝奪了和親友自由交往､接受採訪､甚至外出的基本自由﹐在非法軟禁中渡過了生命的最後十五年。
今天在中國﹐有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因為有意迴避政治而似乎感覺不到中共獨裁制度之無情﹐他們的政治神經似乎已經麻木了。對于這些人﹐趙先生的遭遇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趙先生的逝世給我們提出了一個無論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都很有意義的問題﹕中共領導人會一代比一代進步和開明嗎﹖很多人以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的開放﹐中共領導人會一代比一代離毛澤東式的極權主義更遠﹐會一代比一代對世界更了解﹐因此中國自由民主的前景也會隨著中共領導人一代又一代的更替而更明朗。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趙紫陽是八十年代的領導人。在他之後﹐江澤民主導了中共九十年代下半期到2002年的政局﹐從2002年至今胡錦濤取代了江澤民。把趙紫陽和江､胡相比﹐人們只能得出相反的結論。
趙紫陽在任時不但大力提倡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根據最新披露出來的材料﹐他對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和中國民主化的道路都有和中共主流派不同的看法。雖然這些看法可能還沒有完全脫離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軌道﹐但如果由他主導中國政治﹐這些看法將打開中國通向民主化的大門。
但是從九十年代以來﹐江澤民對一黨專制的堅持以及對政治異議人士和法輪功的鎮壓是中國政治從趙紫陽時代的大退步﹐而最近胡錦濤認為“朝鮮和古巴在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講話則恐怕是連江澤民也說不出口的。事實證明﹐認為中共不同輩分的領導人會在政治開明的程度上“與時俱進”是沒有根據的。那些在共產黨培養教育下成長的年輕一代領導人﹐可能比上一代人思想更殭化﹐對切身利益更敏感﹐對危機更恐懼﹐因而維護一黨專制更自覺。
今天在這個節目中﹐我還想談談另一個歷史上的趙紫陽。在1966年第十期的《紅旗》雜誌上﹐趙紫陽有一篇長達十頁的文章﹐題目是“大搞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加速農民思想的無產階級革命化”﹐副標題是“廣東農村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的基本情況和經驗”。同一期雜誌上﹐就在這篇文章的前面﹐刊登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以及《紅旗》雜誌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能夠和宣佈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中共文件同時發表在中共最權威的理論雜誌上﹐可以想象趙先生這篇文章和文革意識形態之間的緊密關係。
趙紫陽當時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主管農村工作。從文章中看﹐他工作的重點是要通過“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農民改造成共產主義新人﹐做到“興無滅資､破私立公”。這裡所說的毛主席著作﹐主要就是所謂“老三篇”﹐即《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和《愚公移山》。
趙紫陽在這篇文章中說﹐學了老三篇﹐“農民的眼界空前開闊起來﹐進一步擺脫了私有觀念的束縛﹐開始解決了人為什麼活著的問題﹐懂得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挑重擔。”毛澤東思想成了農民的“命根子”﹐“糧食”和“方向盤”﹐過去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的小生產者的人生哲學已經開始被“為革命工作﹐為革命種田”的思想所代替。很多地方一度猖獗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消失了。文章甚至說﹐“毛主席的著作教育農民懂得怎樣對待生死﹐對待困難﹐對待工作﹐對待革命。總之﹐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一切問題都找到了解決的辦法。
過了十多年﹐趙紫陽在擔任四川省委書記任上時﹐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贏得了“要吃糧﹐找紫陽”的聲譽。解決這個問題並沒有什麼秘訣﹐趙紫陽不過是放棄了那些他在1966年這篇文章中所提倡的﹐實行了那些在文章中被批判的。而在同一個時期﹐多數中共省級要員還在固守“一大二共”﹐還在“割資本主義尾巴”。很多人可能會把這種不同歸結為思想有沒有轉變﹐但我卻更把它看成是人性有沒有回歸。
同樣﹐1989年很多中共領導人對開槍鎮壓有不同的思想認識﹐但他們卻沒有趙先生的人道關懷和人格力量﹐所以最終只能選擇在行動上和鄧小平等人同流合污。在這個意義上﹐趙紫陽的歷史地位﹐將首先是一個人性復歸並戰勝了黨性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