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專題報導之八:開槍之後--項小吉談“黃雀行動


2005.06.13

根據已經公開的資料,不少學運領袖,如柴玲、李祿、封從德、項小吉、呂京花等,都是經過“黃雀行動”逃離大陸,經香港再前往美國等地。據項小吉及當年逃亡者的所見,經過香港,由“黃雀行動”成功出逃的民運人士大約有200人。

本節目“六四”專題報導的最後一集,由八九年北京學界對話團團長項小吉,講他透過“黃雀行動”輾轉偷渡香港,然後移居美國的經歷。下面是何山的報導。

上一集我們講到,學生要求對話,但因官方一再拖延,直至學生絕食;及後對話重開,但官方失信,沒有將“對話”作現場直播,一些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衝進統戰部的會議室;“對話”從此變成了“對抗”,89年5月14日,政府和學生的對話終止,也埋下了開槍鎮壓的伏筆。

項小吉說:“在這個過程中,對話是學生的主要訴求,但政府一再拖延,一再用欺騙的手法,使得對話進行不下去。所以對話不成功之後,絕食就一直在繼續,戒嚴就開始了。”

5月19日,戒嚴令開始,北京不斷有聲援學生的示威遊行,遊行也不再局限於學生,新聞界、知識份子、工人、全國各地都動起來了。而就是6月3日晚開槍前的兩個星期,民間與政府的關係變得對立、對抗、對峙。但當年多位的參與者同記者表示,他們都沒有打算要推翻這個政府,也想不到政府會屠殺自己的人民、屠殺國家的天之驕子、北京的大學生。

“開使屠殺,6月3號晚上開始到6月4號,實際上在這之後,北京是被強壓下來了,但在其它地方並沒有停下來。6月4號,其它地方的遊行還在繼續。大概持續了一個星期,才被鎮壓撲滅下去。當時我所參與的、親身經歷的就是這個過程。”

六四之後,項小吉逃亡到廣州,在廣州躲藏到兩個多月,直至在俗稱“黃雀行動”的民運人士協助下,他輾轉來到香港。當時與他一起坐船偷渡的,還有北京工人運動的領袖呂京花。16年後,兩人在晚飯中再談起這一件事,沒有太多的惶恐,一向談笑風生的呂京花更是主動提及。唯有對仍留在大陸、因六四而妻離子散的朋友,項小吉才覺得耿耿於懷。項小吉說,他是“相當幸運”。

“我還算比較幸運的,首先參加八九民主運動的,有許多朋友付出了生命,他們被屠殺了,被機槍衝鋒槍掃射打死了,被坦克壓死了,有死亡的,有傷殘的,有的短斷了腿、有的身上還殘留著子彈。”

項小吉說,六四之後有的被補、有的被判刑、被關壓,有的失去工作、失去學業、失去家庭,有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和這些民主人士相比,他是幸運的。

“我在六月下旬,首先是到了廣州,我在廣州躲藏了將近兩個月,到八月下旬,香港的朋友到廣州來營救這些當時躲藏在廣州的民運參與人士。”

之後,項小吉在香港又匿藏過三個月,直至獲得難民避護。

“到我八月下旬,我就從廣州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後,因為聯合國難民公署確定了難民身份,然後由美國國務院安排將我們這些人接到美國來。”

項小吉說,到現在他都非常感謝香港,沒有香港人、香港支聯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人權監察、大赦國際和當年的港英政府,他不能夠想像可以來到美國,之後還考取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學位,現在美國紐約任職移民律師。

“首先我非常感謝香港市民,我覺得當時整個香港市民都投入了極大的政治熱情、極大的正義感、同情心,支持在中國大陸發生的民主運動,我不覺得是哪一個人、哪一個團體,我覺得是整個香港市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項小吉並沒有提到,當年他是如何偷渡到香港的,他說是“坐船”,但究竟是坐“大飛”還是砲艇,還是其它呢?他沒有多提。當記者問到,有甚麼事還未有公開?席間有民運人士就回應到,“沒有公開的,還是不要公開好了”,意思大致如此。

逃亡的細節項小吉沒有多講,因為很多協助、參與的,都還在人間。項小吉說,“都是素不相識的”。

“在大陸逃亡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其實素不相認識的對我的幫助,他們一旦意識到,或者是覺察到你是這種背景的情況,他們都冒著風險,無私的幫助。我覺得整個社會,整個輿論,社會的同情心,都站在民主運動這一邊。”

根據已經公開的資料,不少學運領袖,如柴玲、李祿、封從德、項小吉、呂京花等,都是經過“黃雀行動”逃離大陸,經香港再前往美國等地。據項小吉及當年逃亡者的所見,經過香港,由“黃雀行動”成功出逃的民運人士大約有200人。

“具體的營救活動,具體的工作,我覺得香港支聯會,專上學聯都有很多工作,然後再說的話,對當時香港的政府也還是盡力而為了,盡管他們的處境我相信一定很微妙,也可能不方便。”

項小吉說,不能夠相像六四再發生的話,現在的香港特區政府會如當年的港府一樣。當時,“港府是很低調地,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很難相像,如果現在發生這種事情,特區政府首先要聽從於中央政府,他只是一個特區,他並不是中國政府管轄以外的一個政府,現在的情況我想相信大不相同,當時港英政府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自治性很強的一個政府。”

當年,香港的人民入境事務處是經辦這一批,經黃雀行動來到香港的大陸民運人士。項小吉說,在填表、交代身份的時後,當時他毫無顧忌,也不擔心個人資料外洩。

“我們可以說是偷渡到香港的,不可能是正常進入香港,他們(港府)這種情況表示充分理解,我們入境他們不相幹,我們是偷渡進入香港的,是營救進入香港的。我們離境是要經過他們(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辦合法手續,離開他們。我覺得,他們當時提供了極大的協助和方便。

資料顯示,1999年5月,在六四發生十周年之後,項小吉曾經再度踏足香港。當時他持美國護照入境,出席香港支聯會舉辦紀念的五四運動的研討會及集會。並出席香港的“六四”十周年的紀念活動,當時同行的還有民運人士汪岷及伍凡。他們三人都成功入境。

不過,另外11名民運人士的入境則被拒絕,他們包括王丹、魏京生等,或許王丹、魏京生等太過出名了。對朋友被拒入境,項小吉當年表示遺憾。他說,特區政府應容許不同政見的人士來港發表意見。當時他說,“我覺得會議是和平表達一種觀念,是一個研討會,這是符合中國憲法的。”

可以講,同一個地方、同一個香港,“六四”之後,換了“主子”,也換了模樣。(自由亞洲電臺記者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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