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专题报导之八：开枪之后--项小吉谈“黄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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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不少学运领袖，如柴玲、李禄、封从德、项小吉、吕京花等，都是经过“黄雀行动”逃离大陆，经香港再前往美国等地。据项小吉及当年逃亡者的所见，经过香港，由“黄雀行动”成功出逃的民运人士大约有２００人。

本节目“六四”专题报导的最后一集，由八九年北京学界对话团团长项小吉，讲他透过“黄雀行动”辗转偷渡香港，然后移居美国的经历。下面是何山的报导。

上一集我们讲到，学生要求对话，但因官方一再拖延，直至学生绝食；及后对话重开，但官方失信，没有将“对话”作现场直播，一些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冲进统战部的会议室；“对话”从此变成了“对抗”，８９年５月１４日，政府和学生的对话终止，也埋下了开枪镇压的伏笔。

项小吉说：“在这个过程中，对话是学生的主要诉求，但政府一再拖延，一再用欺骗的手法，使得对话进行不下去。所以对话不成功之后，绝食就一直在继续，戒严就开始了。”

５月１９日，戒严令开始，北京不断有声援学生的示威游行，游行也不再局限于学生，新闻界、知识份子、工人、全国各地都动起来了。而就是６月３日晚开枪前的两个星期，民间与政府的关系变得对立、对抗、对峙。但当年多位的参与者同记者表示，他们都没有打算要推翻这个政府，也想不到政府会屠杀自己的人民、屠杀国家的天之骄子、北京的大学生。

“开使屠杀，６月３号晚上开始到６月４号，实际上在这之后，北京是被强压下来了，但在其它地方并没有停下来。６月４号，其它地方的游行还在继续。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才被镇压扑灭下去。当时我所参与的、亲身经历的就是这个过程。”

六四之后，项小吉逃亡到广州，在广州躲藏到两个多月，直至在俗称“黄雀行动”的民运人士协助下，他辗转来到香港。当时与他一起坐船偷渡的，还有北京工人运动的领袖吕京花。１６年后，两人在晚饭中再谈起这一件事，没有太多的惶恐，一向谈笑风生的吕京花更是主动提及。唯有对仍留在大陆、因六四而妻离子散的朋友，项小吉才觉得耿耿于怀。项小吉说，他是“相当幸运”。

“我还算比较幸运的，首先参加八九民主运动的，有许多朋友付出了生命，他们被屠杀了，被机枪冲锋枪扫射打死了，被坦克压死了，有死亡的，有伤残的，有的短断了腿、有的身上还残留著子弹。”

项小吉说，六四之后有的被补、有的被判刑、被关压，有的失去工作、失去学业、失去家庭，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和这些民主人士相比，他是幸运的。

“我在六月下旬，首先是到了广州，我在广州躲藏了将近两个月，到八月下旬，香港的朋友到广州来营救这些当时躲藏在广州的民运参与人士。”

之后，项小吉在香港又匿藏过三个月，直至获得难民避护。

“到我八月下旬，我就从广州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因为联合国难民公署确定了难民身份，然后由美国国务院安排将我们这些人接到美国来。”

项小吉说，到现在他都非常感谢香港，没有香港人、香港支联会、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人权监察、大赦国际和当年的港英政府，他不能够想像可以来到美国，之后还考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学位，现在美国纽约任职移民律师。

“首先我非常感谢香港市民，我觉得当时整个香港市民都投入了极大的政治热情、极大的正义感、同情心，支持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民主运动，我不觉得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团体，我觉得是整个香港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项小吉并没有提到，当年他是如何偷渡到香港的，他说是“坐船”，但究竟是坐“大飞”还是炮艇，还是其它呢？他没有多提。当记者问到，有甚么事还未有公开？席间有民运人士就回应到，“没有公开的，还是不要公开好了”，意思大致如此。

逃亡的细节项小吉没有多讲，因为很多协助、参与的，都还在人间。项小吉说，“都是素不相识的”。

“在大陆逃亡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其实素不相认识的对我的帮助，他们一旦意识到，或者是觉察到你是这种背景的情况，他们都冒著风险，无私的帮助。我觉得整个社会，整个舆论，社会的同情心，都站在民主运动这一边。”

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不少学运领袖，如柴玲、李禄、封从德、项小吉、吕京花等，都是经过“黄雀行动”逃离大陆，经香港再前往美国等地。据项小吉及当年逃亡者的所见，经过香港，由“黄雀行动”成功出逃的民运人士大约有２００人。

“具体的营救活动，具体的工作，我觉得香港支联会，专上学联都有很多工作，然后再说的话，对当时香港的政府也还是尽力而为了，尽管他们的处境我相信一定很微妙，也可能不方便。”

项小吉说，不能够相像六四再发生的话，现在的香港特区政府会如当年的港府一样。当时，“港府是很低调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很难相像，如果现在发生这种事情，特区政府首先要听从于中央政府，他只是一个特区，他并不是中国政府管辖以外的一个政府，现在的情况我想相信大不相同，当时港英政府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自治性很强的一个政府。”

当年，香港的人民入境事务处是经办这一批，经黄雀行动来到香港的大陆民运人士。项小吉说，在填表、交代身份的时后，当时他毫无顾忌，也不担心个人资料外泄。

“我们可以说是偷渡到香港的，不可能是正常进入香港，他们(港府)这种情况表示充分理解，我们入境他们不相干，我们是偷渡进入香港的，是营救进入香港的。我们离境是要经过他们（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办合法手续，离开他们。我觉得，他们当时提供了极大的协助和方便。

资料显示，１９９９年５月，在六四发生十周年之后，项小吉曾经再度踏足香港。当时他持美国护照入境，出席香港支联会举办纪念的五四运动的研讨会及集会。并出席香港的“六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同行的还有民运人士汪岷及伍凡。他们三人都成功入境。

不过，另外１１名民运人士的入境则被拒绝，他们包括王丹、魏京生等，或许王丹、魏京生等太过出名了。对朋友被拒入境，项小吉当年表示遗憾。他说，特区政府应容许不同政见的人士来港发表意见。当时他说，“我觉得会议是和平表达一种观念，是一个研讨会，这是符合中国宪法的。”

可以讲，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香港，“六四”之后，换了“主子”，也换了模样。(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