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已經公開的資料，不少學運領袖，如柴玲、李祿、封從德、項小吉、呂京花等，都是經過“黃雀行動”逃離大陸，經香港再前往美國等地。據項小吉及當年逃亡者的所見，經過香港，由“黃雀行動”成功出逃的民運人士大約有２００人。
本節目“六四”專題報導的最後一集，由八九年北京學界對話團團長項小吉，講他透過“黃雀行動”輾轉偷渡香港，然後移居美國的經歷。下面是何山的報導。
上一集我們講到，學生要求對話，但因官方一再拖延，直至學生絕食；及後對話重開，但官方失信，沒有將“對話”作現場直播，一些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衝進統戰部的會議室；“對話”從此變成了“對抗”，８９年５月１４日，政府和學生的對話終止，也埋下了開槍鎮壓的伏筆。
項小吉說：“在這個過程中，對話是學生的主要訴求，但政府一再拖延，一再用欺騙的手法，使得對話進行不下去。所以對話不成功之後，絕食就一直在繼續，戒嚴就開始了。”
５月１９日，戒嚴令開始，北京不斷有聲援學生的示威遊行，遊行也不再局限於學生，新聞界、知識份子、工人、全國各地都動起來了。而就是６月３日晚開槍前的兩個星期，民間與政府的關係變得對立、對抗、對峙。但當年多位的參與者同記者表示，他們都沒有打算要推翻這個政府，也想不到政府會屠殺自己的人民、屠殺國家的天之驕子、北京的大學生。
“開使屠殺，６月３號晚上開始到６月４號，實際上在這之後，北京是被強壓下來了，但在其它地方並沒有停下來。６月４號，其它地方的遊行還在繼續。大概持續了一個星期，才被鎮壓撲滅下去。當時我所參與的、親身經歷的就是這個過程。”
六四之後，項小吉逃亡到廣州，在廣州躲藏到兩個多月，直至在俗稱“黃雀行動”的民運人士協助下，他輾轉來到香港。當時與他一起坐船偷渡的，還有北京工人運動的領袖呂京花。１６年後，兩人在晚飯中再談起這一件事，沒有太多的惶恐，一向談笑風生的呂京花更是主動提及。唯有對仍留在大陸、因六四而妻離子散的朋友，項小吉才覺得耿耿於懷。項小吉說，他是“相當幸運”。
“我還算比較幸運的，首先參加八九民主運動的，有許多朋友付出了生命，他們被屠殺了，被機槍衝鋒槍掃射打死了，被坦克壓死了，有死亡的，有傷殘的，有的短斷了腿、有的身上還殘留著子彈。”
項小吉說，六四之後有的被補、有的被判刑、被關壓，有的失去工作、失去學業、失去家庭，有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和這些民主人士相比，他是幸運的。
“我在六月下旬，首先是到了廣州，我在廣州躲藏了將近兩個月，到八月下旬，香港的朋友到廣州來營救這些當時躲藏在廣州的民運參與人士。”
之後，項小吉在香港又匿藏過三個月，直至獲得難民避護。
“到我八月下旬，我就從廣州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後，因為聯合國難民公署確定了難民身份，然後由美國國務院安排將我們這些人接到美國來。”
項小吉說，到現在他都非常感謝香港，沒有香港人、香港支聯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人權監察、大赦國際和當年的港英政府，他不能夠想像可以來到美國，之後還考取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學位，現在美國紐約任職移民律師。
“首先我非常感謝香港市民，我覺得當時整個香港市民都投入了極大的政治熱情、極大的正義感、同情心，支持在中國大陸發生的民主運動，我不覺得是哪一個人、哪一個團體，我覺得是整個香港市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項小吉並沒有提到，當年他是如何偷渡到香港的，他說是“坐船”，但究竟是坐“大飛”還是砲艇，還是其它呢？他沒有多提。當記者問到，有甚麼事還未有公開？席間有民運人士就回應到，“沒有公開的，還是不要公開好了”，意思大致如此。
逃亡的細節項小吉沒有多講，因為很多協助、參與的，都還在人間。項小吉說，“都是素不相識的”。
“在大陸逃亡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其實素不相認識的對我的幫助，他們一旦意識到，或者是覺察到你是這種背景的情況，他們都冒著風險，無私的幫助。我覺得整個社會，整個輿論，社會的同情心，都站在民主運動這一邊。”
根據已經公開的資料，不少學運領袖，如柴玲、李祿、封從德、項小吉、呂京花等，都是經過“黃雀行動”逃離大陸，經香港再前往美國等地。據項小吉及當年逃亡者的所見，經過香港，由“黃雀行動”成功出逃的民運人士大約有２００人。
“具體的營救活動，具體的工作，我覺得香港支聯會，專上學聯都有很多工作，然後再說的話，對當時香港的政府也還是盡力而為了，盡管他們的處境我相信一定很微妙，也可能不方便。”
項小吉說，不能夠相像六四再發生的話，現在的香港特區政府會如當年的港府一樣。當時，“港府是很低調地，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很難相像，如果現在發生這種事情，特區政府首先要聽從於中央政府，他只是一個特區，他並不是中國政府管轄以外的一個政府，現在的情況我想相信大不相同，當時港英政府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自治性很強的一個政府。”
當年，香港的人民入境事務處是經辦這一批，經黃雀行動來到香港的大陸民運人士。項小吉說，在填表、交代身份的時後，當時他毫無顧忌，也不擔心個人資料外洩。
“我們可以說是偷渡到香港的，不可能是正常進入香港，他們(港府)這種情況表示充分理解，我們入境他們不相幹，我們是偷渡進入香港的，是營救進入香港的。我們離境是要經過他們（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辦合法手續，離開他們。我覺得，他們當時提供了極大的協助和方便。
資料顯示，１９９９年５月，在六四發生十周年之後，項小吉曾經再度踏足香港。當時他持美國護照入境，出席香港支聯會舉辦紀念的五四運動的研討會及集會。並出席香港的“六四”十周年的紀念活動，當時同行的還有民運人士汪岷及伍凡。他們三人都成功入境。
不過，另外１１名民運人士的入境則被拒絕，他們包括王丹、魏京生等，或許王丹、魏京生等太過出名了。對朋友被拒入境，項小吉當年表示遺憾。他說，特區政府應容許不同政見的人士來港發表意見。當時他說，“我覺得會議是和平表達一種觀念，是一個研討會，這是符合中國憲法的。”
可以講，同一個地方、同一個香港，“六四”之後，換了“主子”，也換了模樣。(自由亞洲電臺記者何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