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专题报导之八:开枪之后--项小吉谈“黄雀行动


2005.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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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不少学运领袖,如柴玲、李禄、封从德、项小吉、吕京花等,都是经过“黄雀行动”逃离大陆,经香港再前往美国等地。据项小吉及当年逃亡者的所见,经过香港,由“黄雀行动”成功出逃的民运人士大约有200人。

本节目“六四”专题报导的最后一集,由八九年北京学界对话团团长项小吉,讲他透过“黄雀行动”辗转偷渡香港,然后移居美国的经历。下面是何山的报导。

上一集我们讲到,学生要求对话,但因官方一再拖延,直至学生绝食;及后对话重开,但官方失信,没有将“对话”作现场直播,一些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冲进统战部的会议室;“对话”从此变成了“对抗”,89年5月14日,政府和学生的对话终止,也埋下了开枪镇压的伏笔。

项小吉说:“在这个过程中,对话是学生的主要诉求,但政府一再拖延,一再用欺骗的手法,使得对话进行不下去。所以对话不成功之后,绝食就一直在继续,戒严就开始了。”

5月19日,戒严令开始,北京不断有声援学生的示威游行,游行也不再局限于学生,新闻界、知识份子、工人、全国各地都动起来了。而就是6月3日晚开枪前的两个星期,民间与政府的关系变得对立、对抗、对峙。但当年多位的参与者同记者表示,他们都没有打算要推翻这个政府,也想不到政府会屠杀自己的人民、屠杀国家的天之骄子、北京的大学生。

“开使屠杀,6月3号晚上开始到6月4号,实际上在这之后,北京是被强压下来了,但在其它地方并没有停下来。6月4号,其它地方的游行还在继续。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才被镇压扑灭下去。当时我所参与的、亲身经历的就是这个过程。”

六四之后,项小吉逃亡到广州,在广州躲藏到两个多月,直至在俗称“黄雀行动”的民运人士协助下,他辗转来到香港。当时与他一起坐船偷渡的,还有北京工人运动的领袖吕京花。16年后,两人在晚饭中再谈起这一件事,没有太多的惶恐,一向谈笑风生的吕京花更是主动提及。唯有对仍留在大陆、因六四而妻离子散的朋友,项小吉才觉得耿耿于怀。项小吉说,他是“相当幸运”。

“我还算比较幸运的,首先参加八九民主运动的,有许多朋友付出了生命,他们被屠杀了,被机枪冲锋枪扫射打死了,被坦克压死了,有死亡的,有伤残的,有的短断了腿、有的身上还残留著子弹。”

项小吉说,六四之后有的被补、有的被判刑、被关压,有的失去工作、失去学业、失去家庭,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和这些民主人士相比,他是幸运的。

“我在六月下旬,首先是到了广州,我在广州躲藏了将近两个月,到八月下旬,香港的朋友到广州来营救这些当时躲藏在广州的民运参与人士。”

之后,项小吉在香港又匿藏过三个月,直至获得难民避护。

“到我八月下旬,我就从广州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因为联合国难民公署确定了难民身份,然后由美国国务院安排将我们这些人接到美国来。”

项小吉说,到现在他都非常感谢香港,没有香港人、香港支联会、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人权监察、大赦国际和当年的港英政府,他不能够想像可以来到美国,之后还考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学位,现在美国纽约任职移民律师。

“首先我非常感谢香港市民,我觉得当时整个香港市民都投入了极大的政治热情、极大的正义感、同情心,支持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民主运动,我不觉得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团体,我觉得是整个香港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项小吉并没有提到,当年他是如何偷渡到香港的,他说是“坐船”,但究竟是坐“大飞”还是炮艇,还是其它呢?他没有多提。当记者问到,有甚么事还未有公开?席间有民运人士就回应到,“没有公开的,还是不要公开好了”,意思大致如此。

逃亡的细节项小吉没有多讲,因为很多协助、参与的,都还在人间。项小吉说,“都是素不相识的”。

“在大陆逃亡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其实素不相认识的对我的帮助,他们一旦意识到,或者是觉察到你是这种背景的情况,他们都冒著风险,无私的帮助。我觉得整个社会,整个舆论,社会的同情心,都站在民主运动这一边。”

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不少学运领袖,如柴玲、李禄、封从德、项小吉、吕京花等,都是经过“黄雀行动”逃离大陆,经香港再前往美国等地。据项小吉及当年逃亡者的所见,经过香港,由“黄雀行动”成功出逃的民运人士大约有200人。

“具体的营救活动,具体的工作,我觉得香港支联会,专上学联都有很多工作,然后再说的话,对当时香港的政府也还是尽力而为了,尽管他们的处境我相信一定很微妙,也可能不方便。”

项小吉说,不能够相像六四再发生的话,现在的香港特区政府会如当年的港府一样。当时,“港府是很低调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很难相像,如果现在发生这种事情,特区政府首先要听从于中央政府,他只是一个特区,他并不是中国政府管辖以外的一个政府,现在的情况我想相信大不相同,当时港英政府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自治性很强的一个政府。”

当年,香港的人民入境事务处是经办这一批,经黄雀行动来到香港的大陆民运人士。项小吉说,在填表、交代身份的时后,当时他毫无顾忌,也不担心个人资料外泄。

“我们可以说是偷渡到香港的,不可能是正常进入香港,他们(港府)这种情况表示充分理解,我们入境他们不相干,我们是偷渡进入香港的,是营救进入香港的。我们离境是要经过他们(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办合法手续,离开他们。我觉得,他们当时提供了极大的协助和方便。

资料显示,1999年5月,在六四发生十周年之后,项小吉曾经再度踏足香港。当时他持美国护照入境,出席香港支联会举办纪念的五四运动的研讨会及集会。并出席香港的“六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同行的还有民运人士汪岷及伍凡。他们三人都成功入境。

不过,另外11名民运人士的入境则被拒绝,他们包括王丹、魏京生等,或许王丹、魏京生等太过出名了。对朋友被拒入境,项小吉当年表示遗憾。他说,特区政府应容许不同政见的人士来港发表意见。当时他说,“我觉得会议是和平表达一种观念,是一个研讨会,这是符合中国宪法的。”

可以讲,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香港,“六四”之后,换了“主子”,也换了模样。(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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