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就發送不出去所有朋友了，接著我就打去移動電話公司，有個免費查詢電話，之後打去問，開始打了幾通都不知道。他說幫我整理數據訊息，叫我關機，15分鐘之後開機試試，跟著做都不行，後來我叫他們查清楚，後來他們說，某年某月接到通知，你發佈了政治訊息，取消了你的(手機)訊息功能。”
就是以上的一段對話，本台的聽眾郭先生，今年的一月如夢初醒，知道“在中國居然有這些的事發生”。
記者問：郭先生，你當時發了幾個訊息？
郭先生：兩條
記者問：發給多少朋友？
郭先生：兩個，同一條訊息發給兩個
在中國大陸，手機用戶目前一天共發送大約一億八千萬條手機短訊，手指動一動，就可以將編寫好的訊息，同一時間發送個數以十計的朋友手中。而近年，大陸手機短訊的流行，已經成為年輕人的一種時尚，年輕人用手機互傳賀誕短訊、賀卡，年輕人透過手機短訊、網站論壇、電子郵件、CＩＣＱ等新興媒體建構官方以外的私人空間，勢頭隨時有突破官方喉舌框框的架勢，手機短訊亦因此在大陸被稱為“第五媒體”，短訊的威力不容忽視。
由於短訊流行，上海、北京、廣州等市政亦開始嘗試用短訊跟市民接觸，定期把公共安全、公共健康、文教育樂等相關資訊發放給手機用戶，考生也可通過發送手機短訊，用准考證號查詢錄取結果。
不過，國家對新興媒體的操控並沒有放鬆，中國公安部就將六種手機短訊列入被禁制的行列：包括危害國家安全的反動政治訊息；虛假詐騙性訊息；違法犯罪活動的短訊息；網絡傳銷訊息；淫穢色情訊息；迷信邪教訊息等。但是，一天二億條手機短訊，通訊量如此之龐大，國家真有這樣的神通本領？國家的無形之手，是真的無處不在？可以控制到自由資訊的流通嗎？
當魔鬼來到自己頭上時，本台肇慶的聽眾郭先生終於慨嘆，居然在中國有這樣的事發生。郭先生說對本台說：“我還打電話去罵他們，哪有道理監聽我的訊息，甚麼私隱都沒有了！”而中國移動通訊諮詢台的服務生則回應到，是另外一個部門做“這些事”與他們沒有關係。不過，讓郭先生憤憤不平的是：“真話”居然變成“政治訊息”被查禁。郭先生對本台說：“我說的（手機短訊）全部都是事實，講到趙紫陽六四之後反對鄧小平出兵，而被鄧小平罷免，這樣的字眼。”
據來自內地的報道，北京已經發明一種“鎖卡”技術，可以監聽、監控、過濾不受歡迎的手機短訊，譬如在某段時間國家規定不准傳播SARS、趙紫陽、江澤民的消息，事先輸入程式後，移動公司短訊有這些字眼，就會將之洗去，而機主手機的短訊功能也被暫停，報導還指，正常短訊被冤枉的機率非常低。
郭先生對本台說，事隔一個月，現在心情才平靜下來，但仍擔心打電話會不會被人監聽。他說﹕“現在想想又不是太害怕，都一個月了，好像沒有甚麼事發生一樣，不過現在打電話，不知道有沒有監聽。”
至於被列入黑名單的手機SIM卡，郭先生說，不要為妙。他說﹕“他們認為是政治訊息，沒有要求我怎樣，但要開通訊息，必須要拿身份證到服務台，給一份身份證的影印件他們，還要一份保證書，以後不可以再發，才幫我開通。只要我不拿身份證去開通，他永遠都不給我開通，他要我再身份證去，共產黨的事，我怎放心，把身份證給他們，好不容易就找到我家。”
大陸“第五媒體”--手機短訊的快速成長，可以追索到三年前的SARS風暴，當時官方為求穩定，穩定壓倒一切，未在第一時間讓社會大眾知道事情真相。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第一批SARS疫症首先在廣東發生，民眾利用手機短訊向親友緊急通傳，然後爭相搶購白醋、板藍根等“土法防疫”配方；２００３年初，第二波SARS疫潮再起，伴隨官方的繼續封鎖消息，市面出現第二波的手機短訊高潮；同年４月２０日，SARS疫潮全國擴散，北京怒炒兩名防疫失職的高官：原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第三次手機短訊高潮在大陸出現。去年，估計全年就有１７００億條短訊發到大氣電波，中國手機短訊的發送量佔全球通訊量的三分之一。
據報，中國公安部網監局去年年底曾下令各地查禁“反動手機短訊”，其中一則簡訊以胡錦濤、江澤民之間“權力鬥爭”為題。據台灣中央社報導，該則短訊笑話，內容是描述數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對話：“胡站在天安門上，向下扔一張一百元鈔票，撿到的人很高興；吳邦國說，你要是扔十張十元鈔票，會有十個人高興；黃菊說，你要是扔一百張一元鈔票，會有一百個人高興；溫家寶說，你要是把江澤民扔下去，全國人民都會高興。” 報導指，該則短訊仍在大陸各地大量發送，尚未找到來源。
資料顯示，現代通訊的威力無遠弗屆，截聽通訊早年最大的發現， 早在１９７６年發生唐山大地震時，中共起初封鎖消息，禁止報章報道。但救災的無線電通訊被外界知悉，中共後來明白“紙包不住火”，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才終於向外公布，當時最先知被悉的是在香港有殖民地的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