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害怕！”是若望保祿二世當選為教宗後所說的第一句話。
“天國之門”在上星期六，為若望保祿二世打開；全球的天主教徒，本週五送教宗最後一程。這位在位二十六年的保祿二世，經歷過納粹同共產主義兩場極權的浩劫，他勸勉世人“不要害怕”！
將“保祿二世”為“教宗”，而不是大陸用的“教皇”，或者不是大陸所用的“約翰保羅二世”，一開始就有政治不正確的味道。不過，面對極權、納粹、共產黨，“保祿二世”一直就是“政治不正確”。
他是波蘭人，一生歷劫納粹、共產兩場浩劫，他上任教宗不久即訪問共產統治下的祖國波蘭，為對抗極權的波蘭人帶來希望，為被禁的波蘭團結工會駐入強心針。共產黨讓他回國，既是統戰，也怕他三分。在波蘭華蘇茨基廣場舉行的萬人彌撒上，教宗低聲講“祈求勇氣來臨，改革這片土地”。２１年後，東歐變天，所以“不要害怕！”只有共產黨最怕他。
教宗的一生充滿傳奇，他每到一片異域，都會立即跪下親吻該國的土地；他出訪全球１２９個國家，甚至到過南美洲唯一共產國家古巴，唯獨就未到過中國大陸、俄羅斯和越南；１９９９年秋天，教宗本有望到香港，但被北京以“訪港牽涉外交問題”， 將他拒於門外。
香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在其專欄文章中講，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４日，當時的教宗保祿六世曾經來過香港訪問，他的得到當時港英政府的積極安排及歡迎。可是，香港在回歸以後，教宗就不能訪問這個中國特別行政區了，香港不是五十年不變嗎？
香港天主教區大主教陳日君說，教宗有一個遺憾，是未能到大陸。教廷估計在中國境內有數千萬的教友﹐其中不獲政府認可、要走到地下的教友有８００萬之多，比官方支持的５００萬更多。陳日君說，“如果梵蒂岡不和中國建交，中國的天主教徒就不會擁有真正的自由”，因此教廷一直有透過祕密的渠道與北京溝通，甚至研議一旦同北京建交，目前駐台北的大使館屆時便遷往北京。不過，大陸的領導人好似沒有興趣與梵蒂岡展開對話。陳日君說，“教廷只想(內地)教徒能得到教宗和平，完全沒有政治目的。”陳日君在懷念教宗的公開信中還講：“他走遍了全球，去探望他的子女。他的一個遺憾應該是還未能踏足中華大地，連爭取來港也沒有成功。”
對主的信徒而言，死亡並不可怕，是與天國接近了，死亡只不過是一條通往天國的門，天國之門因死亡而打開。教宗留給世人的遺言是：“人性似乎迷失了，被邪惡、自私和恐懼支配，復活的基督以愛為讚禮，給我們用愛恕囿、和好及讓靈魂重見希望。”
對苦難中的人民來講，宗教的訓勉似乎令他們的心靈得到安康，這也令得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這十幾年來，教友的人數不斷增長，而增幅最大的是非洲、亞洲和中國。不過，在中國大陸，一本由香港印發的聖經，也可以被列為是違禁品，中國天主教徒只能到國家批准的教堂祈禱，非我族類的被列為“地下教會”。
１９７９年，即是教”登基的翌年，他在８月１９日的公開講話中，首次公開談到中國和中國教會。他說，雖然無法與中國內地的天主教徒直接往來，但內心深處，經常惦掛著他們，每天為他們祈禱，他盼望中國的教會早日享有圓滿的共融和自由。香港教區輔理主教湯漢在今期《公教報》的文章中就說，猶記得１９８６年，教》接見包括他的一些關心中國教會的神職人士時，教宗只對他們叮囑一句話：“不要對共產主義心存幻想！”
目前，除了新任教宗是誰？外界關心的是２００３年，保祿二世“默存心中”的那位神秘樞機主教是誰？當時，教宗最後冊封３１位樞機主教，但只說了３０個名字。教宗從來沒有解釋為何要將這名樞機主教保密。但在一般情況下，若透露新任樞機主教姓名可能使其面臨人身威脅，教宗有此安排，尤其是該樞機主教所屬國家的天主教會受到鎮壓，在冷戰時代偶爾出現這種例子。
目前，教區的觀察家將這位“默存心中”的神秘樞機主教鎖定為三個人選：有香港的陳日君主教，還有俄羅斯大主教孔德魯謝維茨。因為教廷公開冊封陳日君可能會引發與中國的外交衝突，因為北京不承認教廷對香港教會享有最高權力。
香港教區的資深研究員林瑞琪相信：不是陳日君，因為委任不會對陳主教人身安全構成任何風險，而且根據教廷規則，有關人士必須為教廷重要部門的首長、地方教區的重要首長或重要神學家。他估計很大機會是內地主教，可能人選包括地下教會上海主教范忠良。已故中國樞機主教龔品梅亦是被秘密冊封，龔品梅曾被中共當局長期囚禁，直到１９９１年獲龔品梅准離開大陸移居美國，樞機主教的身分才對外公開。
而出於“時代因素”， 若望保祿二世是有史以來委任中國籍主教最多的教宗。 在任其間委任的中台澳港的主教，已超過一百人，其中有超過半數仍在各自的教區中服務。此外，他亦擢昇了三位中國籍樞機主，分別是１９７９年獲委任的上海教區龔品梅、１９８８年委任的香港教區胡振中及１９９８年委任的高雄教區單國璽。
天主教、基督教到中國大陸的傳道，始於唐太宗時代，第一批傳教士景教上德阿羅木，率同他的門生弟子，來到長安；元世祖至元年間，教皇特使、若望盂高維諾總主教來到北京；明朝神宗萬曆十一年秋天（即公元１５８３年），兩位傳道人羅明堅神父及利瑪竇神父，經過印度和澳門來到中國南方廣東的肇慶府。首先他們只是讓自己住在那里，學習中華民族的言語、文字和生活方式，並盡情地結交朋友。在傳教的同時，他們也帶來了西方的科學知識，當時很快就到了書生、士大夫階層的信任。
１５８３年利瑪竇神父首先來到澳門，１６１０年他卒於北京，在中華大地的３０多年頭裡，他學會了中國人的說話和生活方式，他不單身穿儒服，戴儒冠，更容許中國信徒繼續祭祖及尊孔。在他和其他傳教士的努力下，中國的天主教徒在康熙年間曾高達２７萬，將“耶穌會”（即國際性的修會組織）推向了高峰。
時至今日，經歷４００多年，華人信眾超過１０００萬。不過，共產黨執政之後，中國政府在５０年代驅逐外國教士，中國的信徒必須前往政府認可的教堂參加禮拜，而這些教堂誓言要效忠北京，而不是梵蒂岡，但許多信徒仍私下崇敬教皇，梵蒂岡和北京宣佈斷交。而早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間，中華大地採取了更嚴厲的禁教措施、頒令禁止傳教士在中國傳教。
中國共產黨對“教廷”有甚麼畏懼？下星期一再講。(何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