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万花筒﹕建设新农村和新一番圈地潮--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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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像其他中央政策一样，这个口号很快得到各地方政府的回应。但是，从传媒报道来看，一些情况却令人忧虑。

“十一五”规划关于建设新农村的五项内容和五个要求是，真正把中国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各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有不同的演绎，不免让人觉得这是各取所需，重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级政府有的是热过了头，例如，有的地方迅速召开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座谈会，对农村房屋、燃料、自来水、冲厕水、公路等基础设施，提出了非常高的标准建设的模式，并要求一步到位；有的地方干脆向农民印发建设小别墅的样板，似乎只要农村的旧房子都变成两层小楼，新农村建设也就大功告成了。

林先生是福建夏门附近一个村的村长，他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充满期待。他说：建设新农村，过春节前上头就有拨一些钱下来建公路。但这个政策是不是好，就看以后中央对农民还有甚么具体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建新学校和村容村貌等，及农民以后的生活安置问题。农村要发展，就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我们的要求是，只要对农民有好处就行了。

其实，新农村建设并非一个新口号，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清一色的村庄化，人民公社将农民财产收归公有，搞“自留地”就是资本主义，受到批判，人民公社运动，最终带给农民的是贫困。60年代，农业学大寨，改天换地，有的地方一律强行把农民房屋拆除，搬到所谓的“新农村”，设施不配套，最后也是流产告终。

现在，显然又出现了这种苗头。某些地方官员利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机会，大刮圈地风，这将给农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网上有一篇文章，阅读之下，令人触目惊心。这名作者写道，他去年年底回到他曾经当农民的乡村，听说当地要搞土地整顿和改进，农民人心惶惶。春节大年初二回去时，发现夹在丘陵山地中的大片农田，已经全部被推平了，还有几台大型推土机靠在路边，显然是准备节后继续施工，丘陵地带的林木势将不保。作者询问一些农民，了解到这项侵占农民耕地的大工程，一直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

第二天，这名作者来到一个知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样板村”，来到一个“猕猴桃生产基地”。他看到的是，许多昔日茂密的山林都消失了，土地已经被推土机整顿和改进成为整齐划一的“样板田”，已经整顿和改进的土地将近万亩；不但农民承包的土地已经全部被收归集体，而且房屋也要限期拆迁。

这种大规模侵占农用土地、滥伐山林的非法行为，虽然未必是普遍的现象，但也可以肯定绝不是个别情况。这从某个角度说明，在一些地方，一场新的“圈地运动”正在兴起。

文章作者认为，这种以集体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旦形成风潮，那么，对土地和山林的破坏，肯定将超过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灾难！这个判断并非言过其实。当年推动人们疯狂投入大跃进的，是群众的迷信和愚昧，官员们对政绩的期待。而现在，农民完全没有集中经营的要求，只是官方的片面作为。那些大小官员的所作所为，主要是受到快速致富的强烈诱惑。

所以，专家指出，新农村建设不能搞成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更不能一哄而上或搞“一刀切”。张女士是大陆一名跑农村新闻多年的记者，她说，建设新农村，要反对一切形式主义，一律不许举新债。如果不顾实际，举债搞政绩工程，造成新的农民负担，要对相关负责人追究责任。张女士说：目前，很多地方的农村背负沉重的债务，农村债务的形成高峰期主要来自于大办乡镇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等几个时期。一些本来银行有存款的富裕村的负责人头脑发热，不顾自己村有无办企业条件，纷纷购进工业设备，大办企业，结果，一批村办企业经营亏损，设备闲置，这些村大都背上了“子孙债”。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基础设施建设要顾及农村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实际需求，切不可好大喜功，总想?花钱铺新摊子。超标准建设，以避免马路修宽了，债也增多了，把好事办坏了，防止新农村建设使农民又背一身新债。

据资料显示，至今全国仍有167个乡、近5万个村不通公路；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农业主灌区骨干建筑物的完好率不足40%；中低产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5%左右；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9成左右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这样一个现状，就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必须从各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先做甚么，后做甚么，应征求广大农民的意见。如果连温饱都没解决的地方，你要农民盖别墅，显然是荒唐的。因此，各地必须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可一蹴而就，更不能断章取义。

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事实是，随著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载人飞船上天，一些农民用上了手机，但粮食生产反而成了问题，还要大量依赖进口，农业的整体状况还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落后”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农村问题已成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考验北京领导人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