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作家余杰六月中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到美國訪問考察一個月，台行程的第一站就到了首都華盛頓，并且來到自由亞洲電台廣東話錄音室，接收了我們的訪問。
余杰1973年出生於四川省，13歲開始發表文章，1996年考入北京大學文學系，2000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几年來出版了多部著作，對中國的現況有非常深刻的批判。余杰說，他自己最關注的問題主要在3個方面，教育問題、農民問題和對個人自由大捍衛。
余杰說，他現在關心的問題是教育，從六四事件之后，教育變成党的愚民宣傳工具。十几年來，教育達到非常可怕的結果，民族主義、功利主義，制造整個一代沒有理想是非善惡真假觀念。寫很多文字，從幼儿園到大學。
其次，他關心的問題是農民，農民在中國不只是職業，非常可怕的是，是身份，類似印度賤民，中國農民受到的歧視比南非种族隔离沒有差別，殘酷的程度還要嚴重。但是很少有精英知識份子為他們說話，為他們奔走。農民的問題不解決，中國的民主化根本無從談起。
余杰的另一個關注點是捍衛個人自由、爭取個人權利。
在這么多問題當中，相信余杰對中國教育問題的思考最為深刻，他的理想，是在今后以梁啟超和陳獨秀為楷模，在中國社會扮演一個教育家的角色。
余杰說：坦率來說，我對中國知識界非常失望，因為我認為近10年以來中國大部分知識份子接受招安命運，或者他們主動選擇。我曾經以北大為例子，學術立場目的得到教授職位。往上爬，房子，津貼。利益選擇成了大部分學者教授。估計九成非常正面看中國、觀察視野不包括農民、失業工人的問題。有出現自己的馬丁路德金、金大中、哈維爾，作為知識份子，我很痛苦和愧疚。今天轉形期的中國，我不期望自己能夠創造一套思想体系，寫出一部經典名著，我對自己的定位只是說，在一個不說真話的時代，謊言是日常生活組成部分，我要堅持說真話，其實在西方，這標准非常低，在中國大陸，很高的。
對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個說真話的人，文化教育啟蒙的工作，中國近現代史工作，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梁啟超和陳獨秀，雖然不是原創性思想家，但是一生辦報紙刊物，寫作雜文文章，創作量很大，用通俗語言，傳播自己的接受到优秀文明成果，對中國思想文化推動非常巨大。一個多世紀很少人來從事這工作，在今后的歲月中，我會在這條路上，盡可能走得最遠。
余杰還專門同我們舉了一個例子，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他說：去年在溫州大學講演之后，一個小女孩真誠問我，六四是怎樣一回事，當時是否是大學生紀念周恩來逝世。我當時一時失語，一連几天都感到很悲哀。我不是要指責這位年輕的朋友，我只是想說，共產党掩蓋歷史、制造遺忘的机制非常成功。
余杰已經開始實踐他在教育方面的理想。早前，他已經同多名大學教授、著名作家以及很多中學語文教師一起，編寫理一套中學語文讀本。
余杰說：除了文章之外，還做一些建設性工作，編寫中學語文讀本，把人類文明最偉大的成功，跟官方的宣傳不一樣，比如說甘地、馬丁路德金的文章放在讀本上。新語文讀本已經出版，包括初一到高三12冊，反響非常好，已經銷出十几万套。因為目前教材官方壟斷，所以這套書只能作為課外讀物，不能作為正式的教材。但是我相信，隨著中國的進步，教育獲得解放蓋獨立，每個學校、甚至每個老師都可以選擇教材的時候，我們的教材是最好的。(姜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