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歸十週年前，多個學術機構都分別發表所做的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都顯示，香港人比較十年前，更加信任中央政府，以及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有信心。但亦有市民、學者和議員認為過去十年高度自治受到挑戰。李建軍報導。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計劃，所發布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香港有六成二市民認為「一國兩制」成功實施。這項數字，可以反映香港人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普遍持正面觀感。
但在回歸十週年前的數天，有幾百名有子女在大陸的香港人，在立法會外的遮打花園集會，就八年前人大常委會首次釋法，使他們在大陸出生的子女，無法按照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九日終審法院的判決，享受香港永久居留權而作出抗議。
其中一位參與集會的家長林先生，就對本台記者表示，人大常委因居港權而釋法，已經是中央政府，強硬地干預香港特區的自治。他認為居港權問題，本來不是中央政府應該插手的事。
他說﹕什麼叫香港基本法，這就是在香港實施的基本法，而不是中國其他地方的基本法。而居港權，是我們香港自己的問題，這又不是中國的事。為何人大要釋法，插一手先？
但令林先生最不滿，不單是在法律上，人大常委藉釋法插一手。他甚至不滿，作為中央政府駐港代表中聯辦，有時候連他們爭取居港權，都要用盡各種辦法干涉，侵犯了他們的表達意見權利。他說﹕我們每次集會，都是依照香港的法例，取得政府的批准。為何我們每一次集會前，中聯辦的官員，都會想盡辦法，去阻止我們搞集會，爭取我們子女的居港權。
在人大常委釋法後，才開始投身政治，並在二零零零年港島區補選參與立法會的大律師公會前會長，現任公民黨黨鞭余若薇接受本台訪問時指，雖然回歸後，香港法院仍然受到尊重，判決大致上受到香港市民的接納。但人大常委的釋法，已經破壞香港市民，對香港法治的良好形象。但她指，令她最大感嘆的，是人大常委十年來的三次釋法，其中有兩次都與政治有關。她指實際上，中央政府後來的釋法，包括了封殺零七零八普選的那次釋法，以及改變曾蔭權任期的釋法，都是中央政府運用法律手段，去干預香港本身的自治。
余若薇說﹕有時候，法治同政治難免有衝突。不過過去十年是，中央政府運用了法律手段去干預政治。像封殺零七零八雙普選，以及給曾蔭權試用期的那兩次釋法，都是政治性的釋法。大家對高度自治的看法，是一種感覺，這種感覺要破壞就很容易，但要建立其實很難。
她認為，未來香港在高度自治上最大的挑戰，其實始終來自政治。如果政治情況沒有改變，她都指無法擔保，日後再度釋法。而她憂慮，香港人對這類釋法事件慣以為常時，就會有溫水煮蛙的效應。
雖然為子女爭取居港權家長、部分法律界人士，以至人權團體，都對過去十年，中央政府在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上有負面的看法。但親北京的法律界人士，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本身是執業的大律師，長期擔任工聯會法律顧問的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鄺志堅認為，中國和香港在法制觀念上並不相同，兩者之間有衝突和矛盾是在所難免的。例如在香港的傳統法制，立法機構並無法律的解釋權，但在中國，人大常委是具備立法解釋權。
不過，他始終覺得，中央政府在過去十年，其實已經很放手讓前特首董建華，以及繼任人曾蔭權去管治香港，並未有插手太多。他認為市民實際的不滿，並非中央政府去干預香港法制，而是董建華的政績太差，市民借例如人大釋法等事件，來發洩他們對政府的各種不滿。鄺志堅說﹕過去十年的衝突，真正源頭並非真的中央與特區之間的法制衝突，而是董建華做得太差，在金融風暴、沙士等問題，都做得很令人不滿。所以香港人借機去表達對政府的不滿，你看，自曾蔭權上台以來。民眾已經少了很多怨氣，並無再埋怨中央干預香港事務。
他認為，由法制觀點來看，高度自治仍然在香港成功落實了。而未來十年，高度自治是否被認為成功落實，仍然要看政治形勢。
長期研究中國法律，亦都曾在中國擔任法官的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中國法制計劃研究員王友金，就指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全世界過往未曾實施過的制度，中央和香港之間的自治界線如何確立，仍然需要時間摸索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王友金指中央政府在釋法問題上，與香港有衝突，除了因為中央本身對香港自治權重視不夠，另一方面，人大常委釋法機制本身，在中國內地應用的時候，都是相當混亂。一旦這套制度搬來香港，就會加深了香港人對中國法制的抗拒，對香港的高度自治投下變數。他說﹕人大常委釋法本身，其實在內地實施的時候都是相當混亂。一旦這套未成熟的制度搬來香港，就會令香港人好抗拒。所以在實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上，我們仍然很漫長的路要走。
他認為，除了人大常委釋法，香港人在考慮香港高度自治落實時，亦要看中港兩地司法管轄權一旦衝突時，中港雙方如何調和，以及中港司法互助如何得到落實。他認為這些問題，同樣會影響香港高度自治的落實情況，隨著中港之間交往日益頻繁，更加不容忽視。
在過往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政策有不少批評的香港人權監察的總幹事羅沃啟認為，雖然經過過去十年的三次人大常委釋法，但香港法院仍然利用《基本法》賦予的違憲審查權，以及法例解釋權，去防止行政機關一些有違憲，侵權之嫌的法律得以實施。
羅沃啟指，由過往人大常委釋法，到近日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言論，他認為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建基於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容忍。這是一把懸在香港人頭上的刀，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下去。未來香港尚剩下多少自治權，仍然有待觀察。他說﹕由吳邦國的言論，到過往人大常委的釋法，大家都看到，其實我們所享有的所謂高度自治，只是建基於中央政府的容忍，這是很虛浮的一種自治權力。這是我們頭上的一把刀，不知什麼時候會下來。未來我們的自治權力到底如何，我們是拭目以待。
在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已經完成了五分一的時候，在餘下五分四的時間，香港的高度自治到底有什麼變化。而政治與法治的衝突，日後又怎樣解決，而中港之間的司法互助又如何推展，相信這會是關注香港高度自治的人，在未來四十年仍然會繼續關注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