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列 -- 中国文化大革命 II。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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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恢复旧秩序}毛泽东利用文化革命这种非常方式在1967年打垮了刘少奇的官僚体系后,发现他放的野火已经难于驾驭。红卫兵横冲直撞,毁灭文明,并发展到放火焚烧英国和印尼驻华使馆的地步。后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与工厂工人又划为派系,其中特别是“造反派”,其改变自己文革前受压的地位,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的意志和表现,确实可圈可点。当时,各地两大派都打着毛的旗号,互相却斗得你死我活,并从文斗发展为武斗,已濒于内战边缘。 毛为了控制局势,不得不起用了他最后一张王牌――军队来收拾局面。于是,各省市代替被摧毁的旧官僚体系的,是以军人为主的所谓“革命委员会”。1968年,毛解散了他一手扶植起来的红卫兵,把他们赶到了农村,使他们的革命幻想和社会地位受到致命的打击。1969年4月中共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号称“全国山河一片红”,文革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与会的代表中却竟然有45%是军人,而支持毛文革的军人林彪被党章正式定为毛的“接班人”。中国已变成一个文明蜕化的野蛮的准军事国家。 中国的经济在这样的混乱时局下停滞不前,由于生产效益与劳动者的收入不发生任何关系,因此,整个中国大陆实际上已变成一个“懒人社会”,官方对经济已经束手无策,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却日益暗淡艰难,与当时充斥全国的火红革命口号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新秩序已经变得越来越行不通,进入死胡同,他不得不致力于恢复秩序。 毛恢复旧秩序的努力有两个基本方向:在内政上,逐步淡化军方在政权中的影响力;在外交上,为摆脱日益孤立的态势,为应付北方邻国苏联的巨大压力,开始暗中向他多年来的头号敌人美国摇动橄榄枝。这两个方向,都意味着从文革中暴发崛起的林彪势力的衰落,以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官僚势力的上升。 毛和周用了极为精巧的政治手腕来突破外交困境,整顿内政,搞掉林彪,而恰巧美国当时也有同样的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于是,一拍即合,在历史上留下了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和同年9月13日林彪的座机在外蒙古坠毁的两大著名事件。后者的真实内幕至今仍处在神秘的黑墙背后,成为历史之谜。不过,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如此之接近,已经说明了二者之间神秘的内在联系。{启蒙的萌动} 林彪之死,是文化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实质上是解除了毛泽东笼罩在全中国之上的魔咒。从此,毛泽东“洞察一切”的神话破灭了,文革作为一场大悲剧大闹剧的形象逐渐显现出来了,知识青年的被欺瞒被利用的感觉骤然产生了。同时,也由于联美抗苏的需要,或多或少使外部世界暴露在中国人眼前,于是,“世界三分之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对于中国人自身水深火热状态的巨大嘲弄!自此之后,普遍的幻灭感弥漫了,深刻的怀疑滋长了,知识青年的地下读书活动兴起了,《第三帝国的兴亡》、《新阶级》甚至海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等等内部发行的“白皮书”、“灰皮书”,在青年人中间迅速地流传着,象阅读被偷来的圣火,如饥似渴,废寝忘食。那些曾经在毛的魅力下疯狂的年轻人,在中国农村惊人落后乡间和暗淡的油灯下,苦苦思索着中国灾难的原因及其将来的命运。各自在探索自己的答案。 这些精神历程必定要结出它的思想果实和社会果实。于是,传承着文革初期的遇罗克和杨曦光等的精神传统,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等各种重要文章和大字报破土而出,在中国人中,文革末期正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思想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