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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先生不幸于2002年4月22日逝世于北京。恶耗传来，海内外有良知良识的人士无不位之悲痛哀悼。
慎之先生和我在八十年代初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相识相知，经常互访，学术思想、社会思潮、国家和世界大事无所不谈。我深感他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远非我所能及。我深深认识到他不仅如大家所认识的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领军，争自由、争民主、反专制的斗士，首先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在商业大潮和犬儒主义充斥的中国知识界诚属凤毛麟角。
中国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以《辞海》为代表，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完全忽略了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西方自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走上民主、自由、人权的大道，知识分子就被看作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人权的维护者。他一方面根据这些价值来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注人民、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这种关切还必须是超越私利之上的。
慎之先生就是这种关注人民、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超越于私利之上的纯粹的知识分子，不计个人得失。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讲了当时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胜利后没有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而提出还政于民，开放新闻自由，实行大民主，亦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
毛泽东却认为"大民主就是要上街，是对敌人的，而主张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慎之先生因此被钦定为右派，二十二年后才被改正。
在一九八九民运中，他以纯粹知识分子的良知良识支持学生运动的民主要求，希望当局纠正错误，反对镇压。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慎之和我都参加了费孝通在民盟总部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他说，"民气可用"，"历来学生运动都出人才"，"要在运动中发现人才"，他还认为中央领导同志应当亲自出来与学生对话。
五月十八日他又发起《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呼吁书》的签名，他认为当时形势严峻，社会科学院应当做党、政府和学生的中间人，要求政府不要镇压学生，《呼吁书》征集到194人签名，并在主要媒体刊发，影响很大。
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将宣布戒严，慎之借口未去参加，并说"不能在刺刀下做官"。
六四镇压后，慎之因此受到批判和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他主动辞职，实践他的诺言。而"不能在刺刀底下做官"已成为历史性的名言，必将载入史册。
六四镇压使慎之大彻大悟，他认真反省、解剖自己，严格解剖中共的本质，认真研究学问，研究现实社会，思如泉涌，秉笔直言，写出大量有创见、有针对性的文章。他的文集《风雨苍黄五十年》已在四月底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共刊有九十年代所写得文章二十五篇。
慎之提出要研究陈寅格与顾准，以唤回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智慧与良心。要学习顾准所说得"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就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慎之就是继承 陈寅恪与顾准这种精神的人。
他呼吁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他明确提出当今中国的统治者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是启蒙，五四的精神就是启蒙，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派的自由主义代替专制主义。因此他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反对专制主义及其衍生的蒙昧主义，而成为当今的一派宗师。
慎之对中国革命和中共认识的深刻可从他在二OOO年六月十日给我的一封信中看出来："近作一文《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我近来越来越觉得五十年前实未曾有革命，而只是一个皇朝更迭，而且是最坏的一次更迭。晚年为之苟且一再申述此义，唯类似的文章越来越难发表，则以专制主义犹在统治也。"
在二OOO年六月二十四日的信中说："我们这一生的不幸在于革了一次命，还要再革第二次命。"
慎之晚年致力于宪政民主和公民教育的呼吁，从事于中国文化传统与专制主义的研究和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研究，病体衰年，孜孜不辍。
他在二OOO年五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信中说："此生纵再活十年，也不过'反专制，争民主'六字而已"。
同年六月十日给我的信中重申，"我则一息尚存，终当为反专制，争自由而努力耳。"
真是契而不舍，掷地有声。慎之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以他为榜样，终身为"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而奋斗，庶几中国可以走上民主化现代化的大道。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苏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