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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问题向来是一个国家发展和兴旺的关键，到了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其重要性尤为突出，各国争夺人才之剧烈不下于争夺资源。
中国人口众多，但有识之士一直为中国缺乏人才，尤其是突出的人才而叹息。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在生前多次和我讨论，在今天中国的人文学科中为什么出不了如王国维、陈寅恪那样世界级的大师。
在毛泽东时代，在他的专制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支配下，中共实际上长期倡导着一种轻视并歧视知识、文化和人才的意识，知识分子被批判、打压、甚至凌辱，是几十年间的家常便饭。历次运动更摧残了大量人才。在这种路线下，要求于学术、文化和研究者的是作政治的婢女，怎能产生学术成就和尖顶人才？文革十年，更使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特别是人文学科受到致命的打击，以致各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达数十年之久。
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中共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把人才问题作为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提出来。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虽然有了大量的留学生和博士、硕士，但人才问题并没有解决。即便在邓小平所强调的科学技术领域，虽然在某方面，如导弹和卫星发射方面有所成就，但在相当大的领域内，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有所扩大。最近SARS的出现促使全球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内的全面竞争。但是，迄今为止，从病源体的发现到病毒检测诊断，基因排序以及理论的阐述，中国科学家没有一项首创记录。这件事为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描述为"中国科学家整体败北。"这种情况值得深思。
今年五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和部署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问题，是很及时的。
人类的智商本来没有太大的差别，人才能否出现取决于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和政府的政策。西方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之后，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其根本原因在于打破了中世纪的专制主义及其衍生的蒙昧主义，有了"人"的发现和个性解放，有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因而有了独立研究的自由的人。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中国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却没有出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端在于以另一种形式的专制主义代替了旧的，其本质依然如故，而且变本加厉也。
这次中共当局对人才工作的分析较之邓小平的提法有所进步，即新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但无论第一生产力之说与第一资源之说，均未能触及中国人才问题的要害，即必须打破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束缚，取消政治对研究工作的干预，予知识分子以思想、言论、研究的自由，以及在科学精神上的完全独立，方能使研究有成，人才辈出。然而这次研究人才工作的会议却言不及此。
同时，这次会议还继承了邓小平关于人才问题论述的两个缺陷。
一是邓小平没有提出取消政治对科学研究的干预，只是提出"破除求全责备的思想方法"而已。中共当局最近这次的提法仍是强调党管人才和进一步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而这种领导是"按照党管人才的要求，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人才工作格局。"
实际上，中共建国以来，所谓"党管人才"不为不多矣，却出不了人才，适足以扼杀人才。比如文艺界，在五十多年的"大时代"里，没有出现一部史诗式的巨著。而在建国前驰骋文坛的大师茅盾、巴金、曹禺等在建国后没有写成一部巨著。即便中共重视的自然科学，但自然科学界的诺贝尔奖金得主虽有华人，但没有一个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中国大陆培养出来的。这都是由于党管得太多太久之故。党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应该不是多管，而是保证知识分子得以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一是邓小平强调的是先进的技术，他所关心的是科技队伍的建设。在中共这次会议上，中共当局谈人才，强调的是"党政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而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不与焉。中共当局这种认识上的偏枯已历半个世纪之久，使得中国长期不注重人文精神，在学术文化领域一直重理工轻人文。这种忽视人文精神的后果直接影响到人的素质低下，阻碍中国人成为自由的人，当然也就谈不到人才成长。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种情况不容再长期存在下去了，在人才问题上必须作认真的改革，这就必须首先对人才问题的历史作认真的反思；对人才问题的现状作深入的调查和剖析，特别要重新认识"党管人才"的种种弊端，然后才能谈到有关人才的具体措施。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苏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