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观点)
当宪政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从欧洲向东亚推进时，会产生怎样一种历史后果？这是史家反复琢磨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前面我们曾谈到，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而于1916年去世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方面，在实践上，宪政试验陷入困境，老百姓遭受了局部战乱之苦；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权威与控制力的减弱，由于国门开启，西方思潮涌入，致使该时期在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政治理念大飞跃的时期。
象狂飙降临，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兴起的。 如果仔细分析，事实上，有两个「五四」，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
一个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它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是从1915年到1923年掀起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其基本的精神资源是自由主义，其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
另一个是作为救国运动的「五四」，即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爆发的学生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事件，直到6月3日上海的总罢市为止。其基本精神资源是民族主义，其基本口号是「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可以看出，这两个「五四」虽然不是绝对冲突，但根本精神是很不相同的，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中国的文言文，即过去一直沿用的书面文字。它是由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博士发起的。文言文与人们普通的口头语言很不相同，只有极少数的人一辈子下苦功才能学会，而不会的人根本不能进入上层社会，也无法书面表达自己的思想。胡适的文学革命，首先就要大家用白话文来写作，「我手写我口」。古文的专制从此就被推翻了。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激烈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儒家伦理，提倡「科学、民主」，追求个性解放。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陈独秀。应当指出，当时提倡的「民主」，主要是指反对等级，反对专制，倡导平等，主张平民主义，带有民粹主义倾向。而当时提倡的「科学」，则是「真理」的代名词，不容怀疑和批评。
新文化运动在文学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鲁迅。他使用天才的白话文创作的小说等精神产品，对中国专制与宗法传统进行了深入骨髓的空前尖锐的抨击，他从过去「仁义道德」的书本中，读出了满篇的「吃人」二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五四」的另一方面，即民族主义方面，实际上更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进程。中国近代的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学生运动传统的发煌。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竟然把山东原来德国的租界移交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竟受到如此不公正和屈辱的待遇。消息传到北京，北大及其他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立刻集合在天安门游行示威，要求取消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租界，拒绝和约签字。他们火烧赵家楼，拳打驻日本公使，北京政府逮捕30多名学生，全北京学生立即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于是发展到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杭州、广州、九江和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商人罢市并抵制日货。在全国强大压力下，6月6日至10日，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负有责任的官员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职务，并于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一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它是由知识分子所发动和领导的。这些人正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受新学校教育或留学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读书人，他们极大地强化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
同时，如前所述，当时，在邻居俄国，又发生了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权，列宁把该意识形态改写为非西方的殖民地国家反抗西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很快传入中国，在当时中国很多先进知识分子看来，它既是西方传来的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对西方列强的武器，所以非常投合他们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支配了相当一批中国知识者。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声音很快就减弱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