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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1930年代，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相对稳定时期。当时，在中国知识界内部，曾发生过一场关于国家政治方向的大辩论： 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由于苏联这样的共产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更主要是由于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一股世界性的思潮在蔓延，那就是：对宪政民主制度的怀疑和否定的潮流。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和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是曾在国外留学过的学者。一方是丁文江、蒋廷孚、钱端升等人，一方是胡适等人。
早在1932年6月，著名学者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蒋廷黻还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发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再次强调国会制度。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丁文江接连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以取代之，还进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一时间，"新式独裁"论在知识界得到热烈的响应。胡适撰文《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再度强调民主，他说："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丁文江等认为当时日本一天一天向中国压迫，中国国势危急，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因而需要一段时期的独裁。而胡适等人则认为，仍然应当坚持实自由民主的政治，这种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他认为：「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应当公平地说，当时双方都是在理性地讨论，丁文江等学者，并不是要向国民党献策鼓励蒋介石走希特勒的道路。他们最终也希望中国走上民主道路，只是认为中国当时若要抵抗日本侵略的话，必须有一个权威的中心力量把全国统一起来。就是说，在国家危亡时，救亡第一，民主只能暂时舍弃了。这场论辩虽然未分胜负，但仍然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在学术思想水准上平分秋色，而且树立了一个在知识界理性讨论政治的典范。但很可惜，这一切很快被日本气势汹汹的侵犯打断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