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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胜了法西斯之后，共产主义成了宪政民主制度的最主要威胁。但是，除了丘吉尔等富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外，大多数人政治方向迷茫,并未深刻意识到这一威胁。中国当时的战后情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政治与军事斗争立即成为中国国内的首要问题，也是美国等西方盟国关切的焦点。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之邀到重庆，两党代表多次商谈，于10月10日发表会谈纪要--国共双十协定。双方同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为达成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中共当时力倡由国共两方面与其他独立人士组成「联合政府」，不必经过党派竞争的选举。美国人为防止中国内战，也基本支持这一想法。虽然国共双方暗中积极备战，但在表面上，国共双方都拥护这一主张。于是，在美国总统派遣的马歇尔特使的调停下，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在1946年1月10日正式开幕。
政协会议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最重要规模最大且最具关键性的一次会议。经过讨价还价，参加政协的代表为：国民党8人，中共7人，民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上述5种政治团体，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集团势力：一个以国民党为首，包括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中亲国民党者，如傅斯年、王云五等；另一个以中共为首，包括民盟及无党派人士中亲中共者。
1946年1月31日，通过激烈的争辩和交易，政协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等五项政协决议，这是政协会议的重大成就，也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调停国共双方冲突的重大成就。
其中宪法草案案就是政协会议修改五五宪草的12项原则。在如何修改宪草上国共两党有重要分歧，但分歧大部分还属于技术问题；况且，既然国民大会的组织是完全按照国共两党在政协通过的国民大会案处理的，则任何一方，包括国共，都应当接受国民代表大会对宪草的可能修改。
政协之后的宪草修改，国共两党分别由王世杰和周恩来通过蒋介石邀请宪法专家、非国非共的张君劢先生执笔。
宪草审议推定 孙科、王宠惠、张君劢、王云五、陈启天、吴经熊、周恩来七人为起草小组，张君劢先生执笔。写成的宪法草案，交给宪草审议委员会讨论。
其中另一重大成果是关于军事问题案上所取得的进展。众所共知，当时，国共双方对"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强调秩序是不同的。国民党强调"军队国家化"，而共产党则强调"政治民主化"。二者有明显的政党利益动机。但是，在马歇尔将军的大力干预下，双方终于达成了"军队整编寄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并于1946年2月25日由国共双方代表和马歇尔一起签了字。马歇尔称这一协定是所有协定中最出色的。
看来，二战后的中国，似乎看得见一缕宪政民主的曙光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