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观点)
今年是农历的甲申年，从李自成进入北京，明王朝覆亡的甲申年算起，已经三百六十年了。六十年前，郭末若写有《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被国民党大骂，受共产党大捧。从此"甲申三百年"在现代中国大受注意。今年又值甲申年，国内的鲍彤先生和海外的余英时先生都对此发表了宏论。余先生并提出"甲申三百六十年，中国往何处去"？我认为两位先生的见解很好，值得大家深思。
回想一九四四年春郭文在重庆《新华日报》刊出，随即被毛泽东规定为中共党内的整风学习文件。当时我正在重庆大学读书，对郭文深表赞同，并认为中共能够从李自成进北京后迅即腐败以至失败中吸取教训，极有见地。因而对中共革命成功后当能不再重蹈国民党的腐败覆辙，寄予信心。
六十年匆匆过去。根据我亲身经历的中共建国后的曲折历史，乃至所见所闻的当前中国党政腐败之愈演愈烈、两极分化之日趋严重、弱势群体困难之深重和不满情绪之激烈，终于使中国社会隐藏着种种危机。今天重读郭文，深愧我当年见解之肤浅。其实当时之郭文和毛泽东对郭文之评价，均没有认识到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弊害和中国需从改革政治制度寻求出路等问题。
郭文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指出明王朝腐败不堪，横征暴敛，灾荒频仍，饥民遍野，铤而走险，"均为政治所促成"，早已失尽民心，明王朝之覆亡乃是必然的结果。这是不错的。该文暗示国民党腐败，人民要造反，因而触动了当时国民党统治者的神经，《中央日报》乃大肆抨击。
郭文另一个重点是探讨李自成经历了十六、七年的艰苦奋斗，取得势如破竹的胜利，何以却在进北京后四十天即败于清兵之手，仓皇逃离，终于败亡？郭沫若对这一问题始终强调个人的作用，认为李岩的升降生死对李自成的成败起决定作用，并把失败的全部责任归咎于牛金星和刘宗敏，不探索李自成的责任和农民革命的局限性。这些显然是大为不足的。
另外，郭文其实首尾都是落脚在民族问题上的。文章开头说："甲申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竞争力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泊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文章最后说："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郭文写于一九四四年日寇侵华战争时期，以清兵入主影射日军入侵。这正是国民党最忌讳之处，故痛批不贷。而毛泽东从郭文另觅启发，大张旗鼓褒扬之。致使郭文的这点种族的"初衷"反而湮没不张。当然，理性地看历史，这种"种族的立场"也是不必在三百年后再予张扬的。
然而毛泽东从郭文所得到的启发也是肤浅的。
毛泽东对李自成极为崇拜。他在一九四四年四月致李鼎铭的一封信中说："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多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毛推崇李自成至以"大顺帝"称呼之，充分说明毛是认可农民起义领导人打天下，坐天下，以称帝为目的的。他自己毕生追求的而后来终于实践之的，其实也就是这个，哪里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民主观念呢？
毛泽东从郭文得到的启发主要是针对当时解放军节节胜利中防止骄傲的问题。
一九四四年四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教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还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复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可见，毛泽东把郭文当作整风文件，看重的不过是防止胜利时的骄傲的错误而已。这样也可以，但是显然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
六十年后的今天，分析明王朝之覆亡和李自成成功后迅速瓦解的原因，当然不能受郭沫若和毛泽东的认识的限制，应该以今天的认识水平，着重于分析以下诸方面。
中国两千年的皇权专制主义的影响十分沉重。从统治阶级方面来看，权力过分集中于最高统治者之手，又有一个过分奉承的官僚体制，没有制衡机制，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任何王朝的最终腐败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历代王朝都逃不出兴亡循环的周期率。
另一方面，从被统治阶级来看，专制主义影响下的农民意识是：被压迫剥削至不能生活时，会聚众造反；但农民起义领袖必然是打天下、坐天下，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一旦成功，仍以做皇帝、建立新王朝为目的。农民起义不过是改朝换代的手段，即使成功，仍然不能逃脱王朝兴亡循环的周期律。
明王朝的覆亡和李自成的迅速崩溃都是专制主义下王朝兴亡循环的产物。至于李自成失败之迅速，则是农民起义军领导层迅速地、普遍地腐败以致无力抗拒入侵的清军所致。
所以，若要从甲申三百年，特别是从甲申三百六十年吸取教训，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课题，就一定要跳出六十年前郭沫若、毛泽东的窠臼，不能再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六十年前郭沫若痛惜李岩，其实李岩再好，顶多也就是个中共的周恩来，周恩来能令中国走上新路么？毛泽东把郭文作为整风文件，但中共整了六十年以上的风，到如今却整出个贪官如毛，腐败无已的政党和社会。这些教训还不够吗？时代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好几年了，中国人无论如何应该明白，专制主义不除，类似王朝兴亡的周期率本质上不会改变。只有实现民主制度，才能打破这个周期率。毛泽东一九四五年与黄炎培谈话中见识到了这一点。邓小平也在一九八O年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时认识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说了"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的名言。但是他们都未能把这种认识付诸实施。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不肯也不敢放弃高度集中统一的一党专政。以致多年来纵然谈到民主和政改，自是徒托空言，于事无补。
如今最根本的是要改革政治制度。只有确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体制，真正实现分权制衡、新闻自由、舆论监督，才能还权予民，以法治和民主制约腐败，整顿吏治与民风，令社会呈现正气与生气。至于甚嚣尘上的整风论，共产党自我监督论、几个代表论、德治论，等等，乃至重新煽情毛泽东思想，其实质无非都只是中共一党专政的装饰品而已，鼓吹几十年，迄无救国救民之实效。今日倘旧调重弹，即使无倒退之心，欺骗之意，也难逃避敷衍之责，人民是不会买账的了。
中国往何处去？民主宪政是唯一的方向和出路！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苏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