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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宋彬彬接受采访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有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我以为，假如宋彬彬确实没有打过人，那么她作出这番解释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要说她自己一直反对打人、反对武斗，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自己是不是动手打过人，这是一回事；自己是支持打人，还是反对打人，这可能是另一回事。有的"黑五类"狗崽子，还动手打过亲爹亲妈呢！你能由此断言他是支持打人的吗？大家都知道，当头头的多半是动口不动手。当年共产党在农村搞土改，很多地主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基本上都不是工作组的人动手。但是，那能证明工作组反对打人吗？
王友琴博士在《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这篇文章里，对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在红八月期间打老师、打同学的情形作出了详细的描述。卞仲耘是师大女附中第一副校长，在1966年8月5日那天被打死。就在学校操场，被该校的红卫兵群起而攻之，从下午2点一直打到5、6点，期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学校对面就是医院，5点多钟的时候，另一位被批斗被殴打的副校长胡志涛见卞仲耘已经奄奄一息，提出送医院，但是被红卫兵愤怒拒绝，等到晚上校工推车把卞仲耘送到医院的时候，卞仲耘早已断气，尸体已经僵硬。
事实上，从6月下旬起，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就开始了对老师的折磨殴打，作为该校第一把手的卞仲耘首当其冲。在临死前一天，遍体伤痕的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说，红卫兵打死她那样一个人就象打死一条狗。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没有材料证明宋彬彬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宋彬彬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宋彬彬是党员，是该校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在当时校领导已经被打倒，工作组也撤离，宋彬彬是全校不数一也数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个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园。如果她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发生，难道连把人活活打死也避免不了吗？宋彬彬可以说她没有动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说她一直反对打人呢？假如她没有当场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的话，而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
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宋彬彬确实从心底里厌恶打人、反对打人，那么，她又为什么不当场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呢？这大概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结果了。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群众发动起来了要鼓励，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不能站在群众前面指手划脚"。这就是说在好人打坏人的情况下，当着坏人的面出来反对好人、制止好人是不合适的、不应该的。那些人埃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就算不是活该，起码也是无关紧要的，是无损于革命大方向的正确和红卫兵组织的光荣的。所以红卫兵才能拿着那沾满无辜者鲜血的红卫兵袖章毫无愧色，继续骄傲地戴在左臂上，还把它当作最崇高的礼物献给心中的"红太阳"。
毫无疑问，造成"红八月"血腥罪行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而使得毛泽东的邪恶思想变成罪恶现实的社会机制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唯有在批判暴君、终结暴政，为建立一个尊重人权、保障自由的社会的抗争中，我们才能完成对文革的反思，并且拯救自己的灵魂。这也是我们对当年老红卫兵们的善意期待。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