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農民的權利還給農民……---讀《中國農民調查》有感


200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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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觀點)

國內大型文學期刊《當代》雜誌,去年第六期發表了一篇長達二十萬字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引起強烈反響。我在去年11月份就得知此文,趕快請朋友幫我買一本。其後不久,互聯網上轉載了這篇文章,又有朋友寄來文章的複印件,終於得覽全豹,一睹爲快。

感謝陳桂棣和春桃這兩位農民出身的作家,爲我們寫出了這樣一篇好文章。我身在信息自由的海外,對現今中國農民的狀況多少有些瞭解,這篇文章所報道的一切並不令我喫驚和意外,但是讀到那些真實而感性的敘述,那些生動具體的細節描繪,仍然感到震撼。作者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作了一次長達兩年之久的艱苦調查,把這樣一份報告提交到讀者面前。如作者所說的那樣:“我們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

“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

正如作者在引言裏寫到的:“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爲徹底的一件事”,就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這怎麼可能呢?九億農民,幾乎佔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二,怎麼能被遺忘?原因很簡單,因爲農民發不出自己的聲音。當今中國,各種媒體多如牛毛,但是它們統統受到政府的嚴格監控管制。

在中國,媒體不是獨立的,媒體只是政府的傳聲筒。《中國農民調查》裏寫到,一個村莊發生了一起十分惡劣的兇殺案,一個小小的村幹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兇,一口氣殺死四個村民。當地的有線電視臺卻播報新聞,說它是“誤殺”。這不能只怪電視臺,因爲電視臺不過是遵照縣委領導的指示辦事。接下來,一家省報發表報道,把這起案件稱爲村民的“相互毆打”,字裏行間,倒把責任推到受害者一方。也不能只怪這家省報,因爲他們採用這篇稿子的程序上並無過錯,稿子上是蓋了檢察機關公章的。

《中國農民調查》裏還提到一位敢講真話的女記者,奉報社之命到一個村子去調查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然而當地的農民卻不相信她,不肯接受她的採訪。一個年輕農民拾起身邊一隻大海碗,從田溝裏舀起半碗渾水對記者說:“我們怎能相信你們不搞官官相護呢。這樣吧,你若不怕水髒,敢喝上兩口,我們就相信你也許能替我們說幾句真話。”這位勇敢的記者毫不猶豫地接過碗仰起脖子就喝,終於贏得農民的信任。由此可見,中國的農民一點不糊塗,他們並不把這位官方的記者當成記者,並不把這位記者所在的官方媒體當成媒體,農民把他們都當成官,當成政府的一部分。這位記者後來把採訪到的情況寫成一份內參上交省委。可見記者扮演的不是人民喉舌,而是政府耳目。說來也是,沒有上級的恩准,記者並不能隨意採訪;沒有上級的恩准,你寫好了稿子也不能發表。我絕無責怪這位記者的意思,因爲這不是記者的問題,這是體制的問題;除非這位記者安於這樣的角色從不關心爭取新聞自由。

《中國農民調查》寫到地方政府如何貪污腐敗,橫徵暴斂,欺上壓下,就連作風強勢的朱?F基也曾經被矇騙。作者以相當讚賞的筆調寫到了一些官員關心農民疾苦,寫到了朱?F基,尤其是溫家寶如何精明強幹,識破地方官員的弄虛作假,體察下情。然而我要指出的是,當今中國官場,欺上瞞下,弄虛作假,早已蔚然成風,更是制度使然。身爲總理,朱?F基、溫家寶們本該推行政治改革,以求治本之效;倘若自囿於舊體制,只憑一點小精明,又能有多大意義呢?

如衆所知,專制統治者需要建造一個龐大的謊言系統,用以欺騙人民,控制人民;但與此同時,統治者又必須使自己洞察一切,免於被自己一手造成的謊言所遮蔽。精心製造信息的不對稱是極權統治的看家法寶。在《一九八四年》裏,每個房間都裝有一部閉路電視,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處在“老大哥”的監視之下。“老大哥”能看到我們每一個人,但是我們誰也不能看到“老大哥”---除了他公開作秀。我們彼此也不能在“老大哥”的監視之外互相看見。這當然是極權社會的理想狀態。現實的極權社會總不可能如此完美。首先一條,國家大,最高領導人自己根本看不過來,管不過來。因此他們不得不任命各級官員充當耳目代爲查看,他們自己則依賴於下面的彙報瞭解全局。但這樣一來,他們也就有可能被自己任命的下級官員所欺騙。於是就有了許許多多微服私訪的故事,有了像溫家寶深入基層,突破地方官員的封鎖,“頭也不回地走進未經安排的老鄉家裏或田間地頭”的美談。

應當看到,象微服私訪,突破地方官員欺騙隱瞞一類故事,多半是專制社會的產物,封閉社會的產物(“微服私訪”還常常是影視傳播不發達的前現代社會的產物)。在開放社會,在民主社會,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有反對黨,各級政府的錯誤缺失你想看不見都不行,哪裏還用得着你費那一番心計?問題是,爲什麼朱?F基、溫家寶們總是寧可受騙失察,寧可費那番心計,卻就是不肯開放新聞自由呢?如果《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也向自己提出這樣的疑問,恐怕他們就不會對溫家寶們讚不絕口,而只會憂心忡忡,甚至深感恐懼了。

中國農民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制度的問題。

顯而易見,中國的所謂三農問題絕不僅僅是部分官員的腐敗所致,也決不是靠着中央政府充當青天大老爺所能解決。中國農民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制度的問題,首先一條就是缺少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問題。離開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去解決農民問題,充其量是恩賜,是治標不治本。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農民,喫言論不自由新聞不自由的苦頭還少了嗎?正因爲中國農民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所以纔有大躍進時期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的空前災難,所以纔有文革後期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邊緣的危險局面,然而,中國人民付出了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更爲慘重的代價,卻仍然沒能換得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只是換得了專制政府的一次次的政策調整,對農民而言,充其量是“坐穩了奴隸”而已;對權勢者而言,無非是“讓我們有節制地壓榨他們”而已。只要新政策略見成效,馬上就又有人爲專制政府歌功頌德,從而繼續幫助一個作惡多端,捉襟見肘的專制制度精益求精,益壽延年。

關於中國農民問題有三句話我很欣賞。一句是李昌平的“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這句話告訴我們中國農民的現狀。一句是秦暉的“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這句話和毛澤東那句話“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相對,指出農民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還有一句是於建嶸的“讓農民自己說話”。按照於建嶸,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是把權利還給農民。給人一條魚,不如給人一套釣魚的工具。由政府制定出好的農業政策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讓農民自己有發言權,能夠影響和參與有關政策的制定;讓農民自己能夠建立自己的組織,以便有效地採取集體行動,捍衛自己的利益。

從這份《中國農民調查》我們應該得出的唯一正確的結論就是,在中國,推動民主改革實在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實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結社自由是當務之急,無論如何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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