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立场。) 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是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来消化、吸收的。现在流行的时髦名词像革命、民主、自由、法治等等,都是本来就有的。旧概念注入了新思想,一方面旧概念得到改造,另一方面新思想也往往发生变异。 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民主”是指“民之主”。“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公元前1020年的《书》经。这里讲的“民主”,具体所指就是成汤。成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的领袖。《书》上讲,夏朝的最後一个帝王夏桀是暴君,推翻了夏桀统治的成汤是“民主”。“民之主”是为民作主。《七品芝麻官》中的主人翁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古代,能够为民作主就是了不起的德政。为民作主比不顾人民死活要好,但决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近代的民主是“人民主权”,不是为民作主,而是人民自己作主。为民作主还是主宰人民,人民自己作主才是人民主宰一切。因此,现代汉语中“民主”一词,可以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蕴含两种根本对立的内涵。中国人在运用“民主”的词汇时,很容易用为民作主的“民主”来偷换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口头上讲民主,脑子里想的可能是为民作主。 十九世纪末,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当权者把民主解释成开明专制,认为民间发议论、朝廷拦大权,就是民主。实际上,这还是中国古代“民之主”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以民主为号召;取得政权後却强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享受民主。这不也是“民之主”吗?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海外民运又抬出一个“民主之父”,还是“民之主”。仰望“民主之父”恩赐雨露、阳光,非但不是民主,完全是反民主。 中国人勇于反对不民主,但并不善于理解民主。 最早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化为政治主张的是孙中山,为争取民主而提倡革命。革命思想家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断言:“事成之後,必为民主”。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了,人们以为必是民主代替专制、共和代替帝国。到了一九一九年前後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发现,所谓“民国”,“只是换了一块招牌”。所以他又重新强调民主,再加科学,“民主和科学”成为启蒙运动的旗帜,对後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反对专制,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Democracy);为了反对愚昧,从西方请来了“赛先生”(Science)。但从五四至今整整八十年,这两位先生还没有在中国安家落户。最近的法轮功事件是个典型。法轮功的风行是愚昧,镇压法轮功又是专制。中国人没有弄清楚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家谱。在西方,民主的前提是“人”。民主、自由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利权,即人权。五四的主题是“国”,启蒙不是启“人”之蒙,而是启“国”之蒙。一切都归结为救国、爱国,把“国”的概念看得至高无上,民主不过是救国、爱国的手段。因此五四运动也叫“爱国民主运动”。“爱国”在先,“民主”随後。为了救国,可以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向国民党政府要民主,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认为救国的目的已经达到,就不能要民主了,再要,叫做“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民主是手段”。手段是可用可不用的。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从民主还是通向爱国,不是通向人权。八九民运在行动上大大超过了五四,在理念上却停留在五四,依然是“爱国民主运动”。但七十年之後重复五四的口号,意义并不相等。五四运动讲爱国是反对政府卖国,八九民运讲爱国是乞求政府承认“学生爱国”。八九民运的理念还是十年以前思想解放运动的倒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西单民主墙,已经从民主通向人权。邓小平指斥“要人权”是“耸人听闻的口号”,把它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面。可见提出人权问题,击中了共产党一党专权的要害。讲爱国是难不倒共产党的,只有从民主讲到人权才能反对专制。 在中国,即使是反对不民主的民主运动,也还没有弄清楚民主的根源。爱国和民主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但愿从今以後,中国的民主运动不再屈从于爱国,应该是人权民主运动,而不是爱国民主运动。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郭罗基作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