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立场。) 最近一年多来，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北约和美国出兵科索沃，制止南斯拉夫政府对科索沃阿族的屠杀，更是将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贯彻到世界秩序的实践之中，展示了世界未来的重要走向。与此同时，反对的声浪也滚滚而来，不仅有深感威胁的中共等专制政府，也有不少东方的知识分子。这场世界性的观念大战中，捷克总统哈维尔，中国武侠小说的泰斗金庸，是两派观点中很典型而且很有意思的人物。 哈维尔虽然曾经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犯，长期多次蹲过前共党政权的监狱，但是现在已经贵为一国元首。在东欧共党专制集团垮台后，当年政治力量的反对者之中，成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很有几位，但一般以民主为由上台后却常常专权和忘记人权。这其实丝毫不怪，民主政体之所以出现，就是要它遏制人性中权欲等弱点，民主的保障是制度而不是个人。但当年的精神能够保存总令人振奋，哈维尔的地位没有改变他的人权民主理念，他在当今世界上高擎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旗。 哈维尔关于人权是这样说的：民族国家曾经是民族共同体的最高价值，过去是可以为其杀人或者为其去死，但是现在已经越过了最高点开始走下坡。他的理由是：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而制订的人权宣言，正逐渐使世界认识到人比某一个国家更重要；世界由于商业、金融、财产和日益迅捷信息的整体性联系，对一些人的危险也立即影响所有人，人们不论喜欢与否都要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哈维尔又说，仅仅因为是自己的国家，就拥护它的一切行为甚至罪行，仅仅因为不是自己的国家，就反对它的任何作为，这种爱国的危险时代必须结束了。下一个世纪，国际上保护单个人的法律将优先于保护国家的法律。 金庸以他构思神奇的武侠小说，是华文社会几乎家喻户晓的名人，在东南亚等非华文的国度也拥有广泛读者，可以说是武侠文化领域的国际性人物。关于金庸另一点人们流传甚多的说法，是他以武侠小说办起了香港很大的媒体明报集团，而且他在国内的亲属有多人死于中共早期的镇压迫害。所以人们说金庸笔下的一些邪恶人物和社团，如东方不败、岳不群、日月神教等等，是在影射伪善暴虐凶残的共产人物和政体，尤其是中国的毛时代和文化大革命。但是看金庸这次对人权的言谈，似乎没有从亲属的遭遇和对邪恶的思索中，理出人权的普遍性和整体性的重要意义。 金庸关于人权是这样说的：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十分不平衡，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模式。人权不能比一国的老百姓吃饱肚子更重要，不能比一国的发展和稳定更重要。人权是可以等经济发展之后再有，如新加坡、台湾和南韩。金庸随后又说，国家强大到有了强权才有谈人权的资本，弱小国家没有资格谈人权。用些不够人道的方式，由一代人做出某些牺牲，后代人方获其利，这样的价值观不能只用人权两字置评。他以乒乓球训练为例，赞赏个人受到委屈压制但得到辉煌成绩，认为这是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金庸甚至说如果他是卢旺达的图西族人，尽管理解本族压迫胡图族人太残酷，才导致对方积下疯狂屠戮本族人的邪火，但也只有还以砍刀而不是言辞，要在战斗中成为强势的一方，然后才能谈得上原谅对方和检讨自己，以便在和平的环境中共同生存。 作为一个长期追求人权的理想主义者，我赞同支持哈维尔发展的前瞻性的人权观，而不敢苟同金庸感情性的危险的人权表述。金庸所讲的人们应该理解和接受一时的委屈压制，以求取造福于后代人的经济发展。姑且不谈委屈压迫一代人造福后代人，这样的期望对遭受委屈压迫者是否合理可能，金庸并没有证明只有委屈压迫人才能发展出辉煌成绩，并没有讲清民众有了言论自由，老百姓就一定饿肚子，社会就失去发展和稳定的逻辑。金庸对卢旺达的言谈举例，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反人权，他说有强权才可以谈人权，要拿起砍刀在战斗中成为强势的一方，才原谅对方检讨自己以便和平共存。但他的文章已经说了，图西族人强势时压迫胡图族人太残酷才导致疯狂屠戮的邪火，又凭什么指望图西族人通过战斗再强势起来，就不再残酷而原谅对方检讨自己和平共存呢。写武侠小说逞强斗势快意恩仇是精彩有趣的，但以这种思维解读人权就南辕北辙了，如果按照金庸的人权观贯彻人权，世界怕是难免象金庸的小说一样变成武打场。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刘青作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