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立场。) “六四”流血事件之後，中国政府站在辩护的立场上，宣称人权是属于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意思是不管杀了多少人，自家内政不容他人干涉。为此，邓小平提出一个论点：“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 什么是国权？在一国之内，国权是国家政权；在国际之间，国权是国家主权。 北约武力干涉科索沃战争中，国际社会支持战争的一方提出一个论点：“人权高于国家主权”（捷克总统哈维尔1999年4月29日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 现在出现了两个相反的命题：“国权重于人权”和“人权高于主权”。究竟哪一个对？不可能两个都对，倒是可能两个都不对。 在这两个相反的命题中，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将人权和国权对立起来。一方，因为国权不同于人权而偏爱国权；另一方，因为人权不同于国权而偏爱人权。 如果国权与人权对立，维护国权是为了什么？国是由人组成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安全和利益而存在的。马克思说：“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初听起来，这句话好像是废话，只有在对照中才能显出它的深刻内涵。那就是因为有许多理论把非人的东西当作人的最高本质，所以必须将人的最高本质回归到人本身。人的最高本质是国家吗？当然不是。人不是为国而存在，国是为人而存在。人的最高本质也不是民族、阶级等等，而是人本身；阶级性、民族性、国家性等等确是人的某些方面的本质，但不是最高本质。 哈维尔关于“人权高于主权”的最後结论是：“国家是人的产物，人是上帝的产物。”他把人的最高本质奉献给了上帝，可见他所了解的人权丧失了人的最高本质。按照他的逻辑，在“人权高于主权”之後或之上，应该还有一个命题，那就是“神权高于人权”。 人的最高本质不是国家，也不是上帝，而是人本身。 既然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权就是人的终极关怀。人权应当贯彻一切人们共同体，衡量人的一切活动。 国家是特殊的人们共同体；国权是组成国的人们的共同利权。民族权是一种人权，已是举世公认。国权是不是人权？国权也应当纳入人权结构重新加以定义。国权不是高踞于人之上的强权。国权的实质是人权，是人权结构中的群体人权。如果国权与人权不一致，应当改变国权的性质，而不应当在人权与国权之间区分轻重高低。所以，既不是“国权重于人权”，也不是“人权高于主权”，问题在于政权人权化、主权人权化，即国权人权化。国权必须与人权相一致，使之成为人权结构中的一个层次。如果国权不能与人权相一致，在一国之内，违反人权的政权不能代表国权，人民以人权的名义可以把它推翻；在国际之间，违反人权的主权也不能代表国权，各国以人权的名义可以进行干涉。 北约武力干涉南斯拉夫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国际事件。对南斯拉夫的反人权行为应当进行干涉。但对反人权的行为进行干涉也应当符合人权的程序。北约以为只要声称“人权高于主权”就可以任意进行干涉，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而且干涉的手段具有破坏性，以破坏性的手段来消除人道主义灾难，又制造了新的人道主义灾难。经过这一历史事件的检验，证明“国权重于人权”和“人权高于主权”这两个命题都是不对的。 以米洛舍维其为首的南斯拉夫政府违反了人权实体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武力干涉违反了人权程序法。这是指的自然法。事实上，现在的国际法中既没有人权实体法，也没有人权程序法。看来，已有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人权公约不够用了。新世纪、新人类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国际人权法。国际人权法的原则，既不是“国权重于人权”，也不是“人权高于主权”，而是国权人权化，人权全球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郭罗基所作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