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观点。) 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等这一类自由是在行使人身自由的同时表达愿望，或者说，是为了行使表达自由而采取人身行动；总之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游行、示威、集会只能发生在特定时刻，偶一为之，结社是经常性的，可以长期作为。 结社就是结成社团。什么是社团？社团是有组织的群体。在有组织的群体中，社团有如下特征： 一，非政府性 二，非盈利性 三，自助互惠 四，自愿组合 社会上为什么会产生结社的必要？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结社才可能实现？ 在古代，以个体劳动的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社会结构比较简单，一方面是由无数个人形成的芸芸众生，另一方面是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这种社会结构，软弱的个人听命于皇权的统治，只能是专制主义。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与不同的利益群体相适应，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介组织。这种中介组织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色各样的社团。个人不再直接暴露在国家权力面前。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介组织执行公民自治的功能，公民自治的功能限制了国家管治的功能。这就是民主社会以公民利权制约政府权力的机制。 中国在19世纪末，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在西方的影响下也产生了行会、商会、学会等社团。但还没有发育成公民社会，进程就被打断了。 1949年以後，共产党以强大的国家权力管治中国，社会结构又归于简单化。由于计划经济掌控了一切社会资源，公民的活动只能依赖于国家，毫无自治可言。表面上，也有“人民团体”、“群众组织”，实际上这些团体和组织都是官办的。工会、妇联、青年团以及各种协会，无不执行党和政府的辅助职能。社会结构没有中介组织，公民个人不得不战战兢兢地面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国家权力。这就是共产党能够呼风唤雨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社会条件。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由于利益的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出于自助互惠的需要，纷纷组织社团。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性的社团有1700多个，地方性的社团有20万之多。这些社团分为三类：官办，半官办，民办。新兴的民办社团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半官办社团。所谓半官办社团，都有“挂靠单位”，依附于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是缺乏独立性的社团。社团的畸形发展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不相适应的；而这种畸形发展是由中国政府不合理的立法造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的自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又在具体的法律、法规中被限制或取消。《游行示威法》执行的是禁止游行示威的功能。保障结社自由的法律根本没有，只有一个行政法规――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这个法规也是执行压制结社的功能。 中国社团的发展必须从官办、半官办走向民办，与此相应，政府必须为公民的结社自由提供法律保障。(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郭罗基作的评论。)
